戊戌【狗】年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天 中国上海

迷雾茫然,不见青天。日头正中,穿透万物,笼罩天地。

又热又有霾,没有什么微风拂过,只有热浪波涛。下一场大雨已不远。

今日,也许是今年所碰到的最热的一天,往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今日更热的时候。回头过去,也不知道有没有比这更热的了,过去的事情,已经是不记得些什么了。

也许可以查查今日的温度,记录下来,往后也可以自己对比对比。

嘛,其实也没什么要写的。反正就是一个字热啊。昨天是有要写什么的,但是却因为懒,没写,现在却也想不起了。

悲哀啊。

这脑子,得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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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倒翁”:阎锡山和他的自治梦想

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倒翁”:阎锡山和他的自治梦想

作者:余世存

用今天的话说,阎锡山算得上19世纪80后的佼佼者。隔着一个世纪的1905年,他才22岁,便加入了同盟会,登上政治舞台。28岁时,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用孙中山的话说:”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在革命期间阎被军民公推为山西都督。

这个年轻人的命运是奇特的。当是时,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锡山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之间,”备受风云险恶之苦”,但他能够因势利导,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以一青年而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他的命运似乎比南北军阀如唐继尧、陈炯明等人要好得多。他活了下来,能够跟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等后起实力派争雄,甚至一度问鼎中原。

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40年,称”山西王”当之无愧,至今仍被论者称为山西现代转型以来最好的地方长官。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向他致意,蒋介石有一次在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毛泽东则在”西安事变”之际给阎锡山写信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但阎锡山被新旧、国共、传统保守或现代等多方面几乎都看轻了,他算得上中国人视野里的明星级历史人物,但他被想当然了,甚至被漫画化、脸谱化了。人们或把他当做军阀,或把他当做投机政客,或把他当做一相情愿的”土财主”,张学良就称其为”账房先生”……阎锡山的遗产:他的事功、言行、精神世界等有待我们去挖掘。

其实,在当时,就有人注意到阎锡山的事功的意义。

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发现了他:”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这个年轻的实力派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自持而成熟。他虽然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人,但在北中国那样一个强人林立的地方,他也曾站在北方的立场上,如拥护袁世凯,如反对南方的护法运动……这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为他带来了灾难,后来他吸取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进一步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阎锡山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模范省”的称号。1919年胡适陪同导师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曾任北京政府总理的许世英给阎锡山祝寿说:”都督阎公之雅望,晋国天下莫强焉。”阎锡山事功最大的特点是以治国之策来治理山西一省。

因此,山西教育的成绩在当时极为突出。阎锡山很早就开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还自己拿出钱来支持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川至中学和小学,共建筑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四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

极有创意的则是阎锡山的农村政策。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等基层民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什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阎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可以说,阎的基层治理和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政策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对改良的乡村建设派和革命的国共党人来说,他都堪称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有全局眼光,即非局限一省来治理一省,因此能够模范全国。

“非典”期间,山西籍学者谢泳想起了阎锡山,因为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充分说明了阎锡山的”善治”。该报告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赶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如此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在后来的中国都是少有的。

面对阎锡山留下的施政业绩,谢泳感慨说:”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八十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学史家曾概括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有”焦灼”、”心碎”、”嫉羡”等等,因为中西文明的冲撞、融汇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强势下,中国的一切从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连孙中山都曾做激愤语:”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但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却没有这种”时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国社会落后情形的。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一般以为,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在脸谱化他的人看来,当然是一个局限,但在阎锡山那里,这未必不是一笔财富。阎锡山在列强环伺里能够自立自强,绝非遗老遗少的冬烘先生可以比拟。他确实有中国的根和中国本位,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中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阎锡山因此表达出一个中国本位的现代进取人格,这种集思辨、事功于一体的人格是常为一般论者所忽略的。在蒋介石之外,这个现代中国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但他的日记特点是多记理少记事。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思考的精进勇猛。”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

有人嘲笑阎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语言来重复前人智慧”,却没能同情这位中国人”誓为人类抱不平”的信仰情怀。他的爱国、爱省、爱乡或说爱人类,绝非出于虚伪、权宜,而是有一种至诚。他为乡村学校捐钱不遗余力;抗战爆发,他又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他还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都使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凡此种种,都说明阎锡山的不同寻常。

阎确实重复了别人的智慧,但他是一个吸收他人成果的大师。阎锡山很少说套话,一切对他有启发的思想,在经过他自己一番思考后,就能转换成他自己的语言说出来。比如”财产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当重技能”,”大错成于渐,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细,大富积于零”,”恭维我者,有损于我。责备我者,有益于我。积损则凶,积益则吉”……这既说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说明了他的信念坚持。

阎锡山的自信其实也正是因为他善于学习。跟民国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显然是一个小字辈,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说他在袁世凯面前紧张得要命,他也确实一度对实力派俯首。但他风云际会,抓住了时势,也成全了时势。他的同学程潜说,阎”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仅如此,他后来以一省之力敢跟蒋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论者看来,蒋介石之能统一全国,阎锡山的功劳最大,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数次危机。因为他跟张学良一样明白,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蒋介石毕竟有孙中山传给的”三民主义”,有现代革命精神,而他自己还有所欠缺。

因此,这个有自知之明的政治人物不惧强人,反而有着难得的雅量和善愿。1934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他说因为你是元首,所以我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应该告诉你。对当时的”异端”学说,如共产主义,他也能够吸收其长。他的理论研究会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成员则在家里翻译《资本论》。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因为他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而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在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还有人暗示说,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祸首”。

谈论阎锡山的不足或投机性一面已经有大量的文字。比如说他的迷信,他的封建意识,他的铁算盘算计,他的家族统治,等等。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或对阎锡山抱同情之了解,如他自喻”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我们可知,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当然在中国的”差序格局”里,但他的治理并未因此失去效能。当时的山西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种人才,因为他还能够”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

在考察阎锡山的精神世界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谨慎、忧患。少年时的阎锡山经历过世态炎凉,十几岁时,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父子两人只好躲债。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了;他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这种忧患也可以说伴随了阎锡山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强人和强势政治面前讨生活。从袁世凯、蒋介石,到日本人,即使他建设的山西成为全国模范,但他仍得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但他都忍了下来,而且化压力为修身财富。这种忧患也许让他显得迷信,比如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他找去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欢迎很费了阎锡山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他的忧患和谨慎也让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国共决战之际,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放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但大体说来,阎锡山是理性的。他的忧患使他在革命世纪里活得踏实,活得精彩。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

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他说过:”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作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阎锡山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他认为:”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

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思潮冲撞之后,我们中国人多认同了渐进、改良改革,认同了中道。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打量历史,可以说,阎锡山正是一个先知先行者。

我们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偏见尚不止于激进的革命思潮,在对现代文明生活状态的理解上,我们也多以为是付出最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因此,人们对精英、成功人士的理解,也就是垄断资源而为所欲为,就是各层官僚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阎锡山却说,”绝不以政罔民”,这也是他为民心归附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所治理的山西省政府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他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

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十六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终年77岁。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象征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号

原本来源:【大国小民】

作者: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