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2】“近卫的先手”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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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

  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也就是说,蒋介石做好了战和的两手准备。只要不再侵犯主权和领土,他愿意和日本人再次妥协。他等待着日方的谋和努力,等待着“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表现。此后两天,当时在庐山召集“各界谈话会”的他,关注着华北的每一个动态、过问着中日谈判的每一个细节。

  但“近卫的先手”改变了这一切。7月12日,在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声明”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日本)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当天晚上,他电令宋哲元、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也是这一天,他命令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

  进行应战部署。他下令迅速编组战斗部队,“在7月底之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他决定将六个月的弹药用量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送回国”……只要日本的本土师团登陆华北,他就投入100万大军,进行华北决战。

  “近卫的先手”改变的,又何止是蒋介石的战和态度?如果说,在此之前,无论在日本陆军中央还是中国驻屯军内,“不扩大派”和“扩大派”都势均力敌乃至前者略占上风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的种种手笔,这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替代行将病逝的田代皖一郎负责对华交涉的香月清司中将后来这样描述对时局的观感:“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香月清司如此,他的五千余名官兵更如此。一份中国驻屯军的《作战日志》记载,在近卫发表《派兵声明》、号召“举国一致”后,“士气顿时激昂。过去只把29军的一部分看作敌人……现在给旅团的命令确定‘29军为敌人’。过去的交涉当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至于社会各界、七千万日本国民,更不必说了。自从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千万日本人开始忍饥受饿的日子以来,他们就如同无头苍蝇,迫切地渴望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情绪结合严密的社会管制、结合别有用心的舆论误导,制造了一种随时发作、近乎毁灭性的战争狂热。在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3年的热河战役以及中日之间的无数次纷争里,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狂热的痕迹。过去的几届内阁,哪怕是对陆军俯首帖耳的广田弘毅和被称为“军部橡皮图章”的林铳十郎,都不敢释放这种情绪,都勉为其难地压制着这种狂热。而在“近卫的先手”后,这种狂热就迅速地决堤而出,并化作一个蒙昧民族的战争决心了。对这股洪水猛兽,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深有体会。他后来写道,在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民众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河边虎四郎,《从市谷台到市谷台》)。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1937年7月17日,也就是近卫文麿发表

  《派兵声明》六天、香月清司也发出最后通牒三天以后,在庐山牯岭的传习学舍楼,蒋介石发表了《中国最后关头》的激昂演说。这一天,庐山骄阳似火,但聚集在这里的158名社会贤达面色凝重。那一个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名字,张伯苓、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竺可桢……交汇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苍茫表情。

  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蒋介石首先以酸楚的语气、诚实的态度,谈起了自己国家的衰弱,谈到了过去几年它所走过的路。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

  都异常震惊……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他的语气渐渐铿锵。他开始向一万里外的那个岛国、七千万双饱含敌意的眼睛,诉说着自己的决心,一个衰亡民族绝不屈服的坚强信念:

  “我国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起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他是这么说的。此后八年,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光里,他也是这么做的。这一天,1937年7月17日,面对聚集庐山的百余名各界人士、这个古老国家的主要精华,他发表了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声明。这四点声明掷地有声、令人久久难忘。在这个民族经历了近百年风雨飘摇、任人凌辱的岁月之后,它是捍卫自己主权的一曲交响乐,一种绝不容许任何人践踏的底线:“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

  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这四点声明,“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此后几年,在淞沪战败的黯淡时光、在武汉沦亡的危急时刻、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求和努力中……他都始终坚持着这四点立场,并将之概括为“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及至美国参战、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满洲、投向了台湾、投向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决心洗刷这个民族的百年屈辱。到这场战争结束时,那个依靠《九国公约》维持独立、托庇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弱国,已经代表亚洲,成为裁决战后世界的四大国之一了。

  当然,在这个庐山日照异常逼人、五千年与四万万都面临着叵测命运的日子,他无法预料后来的转机与新生、辉煌和荣耀。他只能倾尽一己的心力,向四万万人发出自己的号召: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迎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也就是日本“限期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份必将流传千年、永载史册的宣言,在中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了。几十年后,松本重治不无遗憾地谈道:“这个引发了重大凡响的演讲,在日本国内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岂非咄咄怪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但,它引起了石原莞尔的注意。

  几乎刚刚看到《中国最后关头》的演讲稿,石原莞尔就预感到了日本的灭顶之灾。为避免这场战争,他决定撤退中国驻屯军,并敦促近卫文麿立即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表达日本的和平诚意。也是7月19日,他主动来到杉山元的办公室,希望他赞同这两个提案。他说:“发展为全面战争的危险很大,就像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日本)将陷入无底深渊。现在必须下决心把华北的军队全部撤退到山海关一带,并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中日两国的根本问题。”(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对此,杉山元不置可否。但在场的梅津美治郎却反问说:“有关这一点石原部长有没有和首相商量过?首相有没有这样的自信?还有,石原部长要让在华北的日本人放弃多年的权益、财产吗?这样做就能换取‘满洲国’的稳定吗?”对这一连串问题,石原莞尔无言以对。随后,石原又来到近卫文麿的官邸,希望他遵守前诺,立即前往南京。但近卫让风见章转告在客厅里等候的石原,“我本来身体就弱,不知道能够活到什么时候。现在,如果认为我有必要飞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话,我拼了命也会去。(但)我如今正在生病”。(矢部贞治,《近卫文麿》)

  在这样的敷衍推托中,五天过去了。而7月24日,在和众多幕僚、智囊反复商议之后,近卫文麿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给石原以交代、又能避免全面战争、同时还可以让自己的内阁获得满堂喝彩的终南捷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近卫的先手”的延续,是这个被誉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的又一个得意之作。

  那就是派出密使、前往南京,让蒋介石明白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并相信他没有发动战争的心思,从而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他顺利收手。至于这个台阶,就是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干净利索地割让东北四省,好让七千万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有个着落。在近卫看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彼此方便的方案。日本占领满洲已有六年,而三年前关内与满洲的实现“通车”、“通邮”、“通航”,表明南京政府已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只要这片土地能够顺利交割,大多数日本人会感到满意的,他的内阁也能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就实现开张大吉。

  近卫选择了两个密使,孙中山友人、原同盟会会员秋山定辅和“泛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让他们前往南京。启程前夕,他又将这个方案透露给杉山元,希望杉山能够以获得满洲为满足。对此,杉山元不动声色,但当天晚上,宫崎龙介就在神户码头被几名守候已久的宪兵抓捕了,与此同时,秋山定辅也被带到了东京宪兵队。他们的被捕理由,都是“间谍嫌疑”。

  事情还没完!当近卫文麿质问杉山元时,杉山元装疯卖傻,演出了一幕活剧。他先是赌咒发誓地说自己没有与闻此事,继而,在近卫将信将疑之际,他又答应为近卫疏通疏通。而当近卫要求他马上打电话时,他又嘟囔起来了:“万一他们真是间谍呢?”政论家岩渊辰雄后来谈道:“杉山的答复,是非常摸不着头脑的……就在这样的敷衍拖延之下,把那极重要的一个星期的日子拖过去了。宫崎与秋山,都未能到中国去。”(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

  而在这一周之内,近卫的唯一举措,就是派出第三个密使,西园寺公望之孙、时任外务省嘱托的西园寺公一。由于此行极端秘密,也由于西园寺公一的特殊身份,他顺利地抵达了上海,并见到了蒋介石内兄、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要求时,“(宋子文)沉默好久,然后缓慢地说:‘办不到,不行!’”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以密约形式默认伪“满洲国”,宋子文才答应帮他疏通疏通。(《西园寺公一回忆录》)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西园寺公一在上海活动期间,华北风云急剧变化。7月25日,香月清司公开宣称,倘若中国军队两天内不撤出北平的话,“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次日傍晚,七百余名日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决定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守军的猛烈抵抗。紧接着,7月29日,由于宋哲元弃城而走,北平,这个七百年的都城、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这个为人类奉献了蔡元培、陈独秀和鲁迅的现代中国之光,就在一种近乎不设防的状态中沦陷了。次日,天津沦亡。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国就失去了七个最重要都市中的两个,华北的千里沃野,似乎一下子黯淡无光了。

  “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变”了。在此之际,7月31日,已从庐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日将士书》的悲壮演讲。与《中国最后关头》一样,这是四万万人划时代的宣言,是此后八年千万人历经饥馑、流亡、死难和叵测命运却无怨无悔的写照,是一个古老民族永久告别被欺凌、被践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历史的伟大先声。

  在四万万人的注视中,蒋介石以悲怆、坚定、近乎宗教徒的情绪,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他死我活!……”

  他的声音越过黄淮、越过秦岭与昆仑,传向了一个个兵营,传向两百万身穿军装、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卫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最后必胜的把握!……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

  他的声音传扬在长江两岸、长城内外,飘荡在一个个集镇、一处处县城,以及几个初初近代化的城市的上空,并化作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存亡断续关头的浩瀚表情。他说,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又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他说,接下去的抗战,将是一场民族战争,“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和敌人拼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死的,总要死得值得、死得光荣”。甚至,对他统治下的亿兆子民,他也表现出了一丝罕见的温情:“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合拍应手,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得到他们的信仰,才能达到希望。关于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的方法,例如征用民夫,必须随时体恤,勿使过度疲劳,发生怨望;遇到落难妇女老幼,必须尽力补救,视同自己家人一样……”

  而在表达过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最后必将胜利的决心后,他以这样的话语,召唤着两百万将士、四万万同胞以血肉铸就新的长城:“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整个中国屏声静息。这一天,从山东半岛到天山,五千年和四万万,集体地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情绪之中。自从明朝沦亡,这个以五谷与土地、社稷和伦理为象征的伟大民族喑哑无声以来,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怀,如此牵连着山川大地、亿兆众生。这一刻,在四万万人的血管中,涌动着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秋瑾的鲜血。在悄无声息中,一个衰亡民族在实现它伟大的精神复兴。

  也是这一天,1937年7月31日,史诗般的大西迁开始了。而这时候,在大洋彼岸,石原莞尔依旧没有停止他拯救日本的努力。与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几乎同时,他终于为中日和平赢得了最后一线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为起草者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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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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