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3】“近卫的先手”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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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03

  7 月 30 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 4 时,天皇召见了近卫, 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

  《朝日新闻》 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 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 ’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

  所谓“永定河东北地区”,已包括了北平城区, 天皇试图以北平为筹码开始谈判。 又何止于此?次日也就是 7 月 31 日,当时发着高烧、身患重感冒的石原莞尔走进皇宫,“为天皇侍讲了军事形势”。 他说,“作为军方,沿保定一线作战已是竭尽了全力,没有信心再扩大战事…… 我相信以外交手段收兵是最佳之策”。 所谓“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不啻于天方夜谭,倘若不彻底让步,中日战争将全面爆发。 他提醒天皇,在苏俄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不仅将耗尽日本的实力,也违背了明治大帝“绝对避免同时有两个敌人”的谆谆告诫…… 这些话让一生最敬仰祖父、有志于再造“昭和维新”的天皇缓缓点头。 当天下午, 他派人捎话给近卫文麿:“这件事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如何? ”

  身患疾病的石原能够进入皇宫, 已堪称日本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例,天皇的这个表态更属罕见之举。 十余年来,以“恪守君分”、无为而治著称的裕仁天皇,只对两件事有过明确意见,那就是镇压“二二六兵变”以及这一天的平息华北事变。 在得到天皇的授意后, 石原喜出望外。 当天下午, 他就召集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保科善四郎以及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让他们共同制定 “三省和谈方案”。 松本重治后来谈道, 由于天皇有话在先,“在这次三省会谈中, 陆军也没有怎么从中作梗”。

  而次日也就是 8 月 1 日,以石射猪太郎为起草人,三省会议就抛出了多达几十款、被称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方案被称为“石射方案”。 它首先包括两个苛刻的条款:签订“今后不再谈满洲问题”的密约,并缔结针对苏俄、“共同防共”的军事同盟条约。 在石原莞尔看来,无论逼迫中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还是要它秘密承认, 都是不现实的。 但搁置争议却很可能被中方接受。 至于一致对苏、“共同防共”,更是顺理成章之举。 中日之间存在着满洲问题, 但中苏之间也存在着外蒙问题;在“西安事变”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短暂和解,但对蒋介石来说, 共产党始终是他最大的潜在对手, 而莫斯科恰恰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不必说,直到此时,孙中山、犬养毅开创的“泛亚洲主义”思潮在国民党内还大有市场,除了孙科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派系赞同“联苏对日”……这两个条款, 完整地表现了石原莞尔的对苏战略。 而作为回报, 日本愿意废除 《塘沽协定》,废除《何梅协定》,废除《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废除冀东傀儡政权,废除冀东“特殊贸易”

  也就是走私贸易, 并承认华北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冀察政权是南京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句话,华北将彻底地还给中国,日本将彻底地放弃“分治合作”的努力,并乐于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

  倘若南京政府还不满意, 那就废除《淞沪协定》、废除上海的“ 非武装区” 地位, 甚至可以考虑取消日租界, 放弃以往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总而言之,日本只要满洲, 只要南京政府的一致对苏,别的都好商量。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在石射猪太郎的建议下, 日本的又一个密使人选,选择了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 而方案的送达对象,则是著名的“日本通”、年仅 31 岁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宗武,1906 年生,浙江温州人。 从 17 岁起, 他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日生涯,“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 1931 年夏天,当时在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宗武曾前往朝鲜调查因“万宝山事件”而引发的排华风潮,结果毫发无损。 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谈道:“我在朝鲜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 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 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高宗武回忆录》)

  也是这一年,他回到中国,出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 但不过一年多以后, 他就进入了南京高层的视野,并伏笔了此后几年他在权力漩涡中心的挣扎浮沉。

  大约 1931 年秋天开始,高宗武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他的博士论文,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众多文章。 在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这些论述东亚外交的文章,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次年初冬, 蒋介石召见了他,“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 但对这个大多数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高宗武却拒绝了。 他后来解释说, “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成大问题”。

  但他到底没能摆脱从政的命运。1933 年 12 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履任之初,他的嫡系、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李圣五就送来了几篇高宗武的文章,“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 在一席长谈后,汪精卫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参与对日谈判,这一次高宗武答应了。 这主要因为他对汪精卫的极度好感,“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 他后来喟叹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 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

  然而,对他的厚此薄彼,蒋介石并没有心怀芥蒂。 或许是惜才, 或许是同为浙江乡亲的缘故, 对这个身材瘦小、 体弱多病然而 “非常精明”、“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蒋介石始终有着一种长辈的姿态。 被公认为是“汪精卫的人”后, 蒋介石依旧屡屡召见他,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同时成为蒋介石、 汪精卫的对日政策顾问了。

  汪精卫的赏识、蒋介石的青眼有加,使高宗武的仕途一帆风顺。 1934 年 5 月,进入外交部仅仅几个月,他就出任日本科科长;一个月后, 他又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及至次年 5 月, 年仅 29 岁的高宗武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负责对日外交的具体执行。 南京官场普遍认为,在素有心病的蒋、汪之间,高宗武左右逢源,不啻于一个异数。

  这个“异数”既惹人注目,又多少和沉闷、平庸、唯唯诺诺的官场格格不入。 他称汪精卫“汪先生”,称继任外长张群“岳军先生”,即使对人人趋之若鹜、声口必称“委座”的蒋介石,他也不卑不亢地称为 “蒋先生”。 一个学者后来谈道: “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 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范泓,《高宗武旧事:从政七年如咯血》)

 或许, 正是这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使他从 1937 年夏天起就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的歧路? 也是 7 月 31 日,他面见蒋介石以及一天前刚刚从庐山返回南京的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 他说:“时至今日,若一步错误则全东亚必灭。 值此非常时期……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公爵, 借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为界,实现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的愿望。 拯救中国、 防止亚洲灭亡, 唯此一途。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对这个表态, 汪精卫当即表示赞成,“蒋介石沉默不语,既不赞成,也不否定”。 当天下午, 他就开始了寻求秘密交涉渠道的努力。

  高宗武找到的第一个秘密渠道, 是两年前认识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 作为原陆军教育总监西义一的弟弟,这个初初步入中年的日本人正直、热忱;更重要的是,他是满铁总裁、在日本朝野有着广泛影响的松冈洋右的门生。 高宗武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让与松冈洋右有着多年交情的近卫文麿, 了解到中日两国还有交涉的余地。

  当天下午, 高宗武来到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吴震修家,见到了西义显。 两年前,他们就是通过吴震修认识的。 对高宗武的委托, 西义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后来写道:“我当场慨允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事情能否成功, 而是如果不能报答他们的热诚,我就不能算是东亚人。我热血沸腾,想到自己来南京任职,不是命该接受今日的委托吗?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高宗武想象不到,几乎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已说服了天皇,并着手拟定“石射方案”了。在西义显匆匆赶往大连后, 高宗武也在次日前往天津,寻找又一个交涉渠道。

  那就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几乎是“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川越茂就来到天津,并一直逗留在这里。 此后二十多天, 任凭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南京等得望眼欲穿, 任凭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一再拍发电报要他回南京复职, 他都始终置之不理。 他的蹊跷行踪, 甚至引发了众多日本议员的不满。 他们在众议院质问广田弘毅,“在此重要时期,作为大使却擅离职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么一来,急于和日本开始交涉的高宗武也只好亲赴天津找他面谈了。与川越茂的会谈, 几乎毫无结果。 川越茂表示,他可以转达高宗武的意思,但此举应视为中国方面的主动求和。 对这个下马威, 高宗武一口拒绝了。 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外交官,他怎肯在交涉之初就甘居下风? 又何况, 十几天以来,抗战的气息已弥漫了南京、弥漫了中国, “若有人稍作稳妥的议论, 便会被人骂作卖国贼,我等实有孤城落日之感”。 他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和者的身份进行对日交涉呢? 在两天的僵持后,8 月 3 日,高宗武一无所获, 怏怏不乐地回到南京。 就是他抵达天津的那一天,“石射方案”出炉了。 在遥远的东京,无论石原莞尔还是石射猪太郎,都在为怎么找到他而绞尽脑汁。

  回到南京后, 高宗武并不甘心。 在一番思量后,他决定前往上海,寻找他的好友、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以建立再一个交涉渠道。

  松本重治,1899 年生,时年 38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其祖父松方正义是与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齐名的“九大元老”之一。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 他先后留学美国、瑞士, 其间立志成为一名杰出记者。 1932 年 12 月,他来到上海,担任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 三年后,联合通讯社与电报通讯社合并,升格为具有国家通讯社性质的“同盟社”,而他也改任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

  他和近卫文麿自幼相识, 并且是包括岩永裕吉、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人在内的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成员之一。自从来到上海, 他就被上海社交界视为近卫文麿的私人驻华代表, 以及最重要的亲华人士之一。 他不仅在日本国内颇具声望,在中国的交游也极其广阔。西义显后来谈到,“因其地位和名望, 被称为日本驻华的‘民间大使’”;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也认为,“松本重治是有名的记者…… 在政界、文化界均有深广的人脉。 他活跃在日本高层要人之间, 是位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 (藤井志津枝,《日本对华诱和及其“参谋本部”》)

  过去几年,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一见如故,有着极好的私交。 他称松本为“阿重”,而松本也称他“宗武”而不是“高先生”。在此之外,松本也是中日友好亲善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对日本军阀有着天然的反感。 这一切都让高宗武认为,无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松本都会向近卫文麿转达他的交涉意愿。

  但,不等他上路寻访松本重治,一个消息却不请自来了:这一天,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堤孝告诉他, 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将于 8 月 7 日抵达上海,“需与高先生密谈”。高宗武又惊又喜。 作为一名外交官, 他预感到船津此行必定负有秘密使命。他让堤孝转告船津, “将于 8 日晚上或 9 日上午,拜访船津先生”(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船津辰一郎》)。

  8月 8 日,高宗武来到上海,却没能见到船津辰一郎。 这一天负责接待他的, 是几天前刚刚在天津会谈、 此时已回到上海的川越茂。 在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后, 高宗武两手空空地告辞了。

  次日,他再次来到船津的上海寓所,并终于见到了他。 尽管高宗武一再试探, 船津却没有透露他此行的使命、关于“石射方案”的只言片语。 在一番不着边际的议论后, 他建议高宗武和川越茂继续交涉,仿佛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高宗武狐疑不已,但他依旧不肯死心。当天晚上,他再次约见了川越茂,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几十年后, 石射猪太郎愤怒地写道:“8 月 9 日,船津见到了高氏,但是没有涉及东京赋予的使命, 只是要求严厉取缔抗日救国会的抗日宣传, 以此来敷衍搪塞。 之后又举行了川越、高两人的会谈…… 却也没有向高氏说明停战方案、邦交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没有产生东京所期待的效果。 ”(石射猪太郎,《一个外交官的一生》)

  身负传达“石射方案”、挽救中日和平重任的船津辰一郎, 为什么要违背东京的意图乃至天皇的圣谕呢?他为什么先让堤孝知会高宗武, 临到头来却一再以川越茂为挡箭牌呢?

  几乎从一开始, 船津就不太愿意承担这个使命。 8 月 1 日,当石射猪太郎找到他时,他借口夫人重病、无法脱身,“因此,尽管石射求他, 他也没有马上答应”。 直到他的老上司、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亲自出面游说时,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么一来,三天时间就被白白耽搁,8 月 4 日晚上,他才离开东京、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那个擅离职守二十多天、以至于引发了议员们不满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又神秘地出现了。 他反对船津将“石射方案”透露给高宗武, 并大包大揽地表示愿意替代船津出面交涉。 石射猪太郎后来回忆说,对川越茂, 东京并非没有疑虑,几乎是船津刚刚动身,他就拍发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说明船津氏的使命,并要总领事注意……‘外务省驻外机构不要介入’”。 但船津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密令川越茂立即赶回上海阻止此事。 石射猪太郎写道:“川越大使回到上海, 听了船津氏的使命,就说‘我去见高司长’, 把船津挡了回去。 冈本总领事坚持外务省的训令, 反对介入这一会见, 但是大使不听。 船津氏就这样被耍了。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

  紧接着,川越茂又连夜施展如簧之舌,说服船津绝口不提“石射方案”。 几个月后,在南京大屠杀的无尽血泪中,川越茂在上海租界区偶遇了他的旧识、《大公报》 主笔张季鸾。 张季鸾悲愤地指责他破坏中日和平,他厚颜无耻地宣称“形势所迫,要救日本就救不得中国”。 这句话让蒋介石耿耿于怀、恨之入骨。 五年后,当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中国已稳操胜券时,他依旧在日记里写下:“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 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 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生莫忘。 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不能求生存,其愚昧至此……”(《蒋介石日记》)

  就这样,中日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与高宗武擦肩而过了。 不过, 石射猪太郎也谈道,“即使按预定方案举行船津、高的会谈, 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就是船津、高宗武约定会谈的这一天,1937 年 8 月 9 日, 在广漠的大上海,“大山事件” 发生了。 它不仅使卢沟桥的战火从黄河蔓延到了长江、使“华北事变”演进为“中国事变”,它还使蒋介石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发动“淞沪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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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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