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4】“近卫的先手”

“低调俱乐部” 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 年 7 月 30 日, 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 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 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 ”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 ‘高’, 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 邦克,“从此, 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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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7 年 8 月 9 日傍晚,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大山勇夫、斋藤要藏开着一部福特牌敞篷车, 试图闯进上海的虹桥机场。 被中国士兵阻止后,他们大吵大闹,甚至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们不知道,此时卫戍机场的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保安队队员了。十几天前,中央军第 2 师补充旅一部已换上保安队制服,秘密进驻了这里。

  在一番冲突后, 几个士兵动手了。 他们当场击毙了大山勇夫、斋藤要藏。 紧接着,补充旅副旅长杨文瑔赶来,他匆促地作出一个决定:从上海监狱里提出一个死囚, 换上军装后击毙在机场门口,以此制造日本人先动手的假象。

  但此举却弄巧成拙。 在各国外交使团调查组赶来后,他们很快发现了诸多疑点:死者蓬头垢脸、指甲很长,不像是一名士兵;死者身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死者是被驳壳枪击毙的, 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气势汹汹。 8 月 11 日,按照东京的授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提出了撤退保安队、 拆除市区防御工事、 使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要求; 紧接着, 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也命令日舰开进黄浦江口岸,以示威吓,并命令驻防长崎的海军第一陆战队随时准备增援上海……“华北事变”渐渐扩大为“中国事变”了。 在此之际,蒋介石作出了三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 是加快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工作。远在 1937 年 2 月,围绕着改编的规模、组织和人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谈判。最早解决的是规模问题: 共产党方面提出要编成 4 个军 12 个师,南京政府的方案则是两个师8 个团。在相互让步之后,3 月 8 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那就是给予 3 个师 12 个团兵员45000 人的编制。

  但在组织、 人事等问题上, 双方却分歧巨大、久悬未决。蒋介石提出:毛泽东、朱德必须到重庆任职或出洋考察; 各个师的副职必须由南京方面指派;基层部队的党组织一概撤销;师以上的政训处必须由原复兴社书记长、“ 十三太保”之一康泽担任总负责人……对此,中共方面一一拒绝。 直到 7 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时,两党的庐山改编谈判依旧无疾而终。

  8 月 9 日,也就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飞抵南京再次谈判这一天,“ 大山事件”却意外地改变了谈判进程。 此后十余天,蒋介石几乎放弃了在政治上控制红军的全部要求,8 月 22 日,国民政府的改编令就得以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而与改编红军几乎同时, 蒋介石又决定和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公诸世界。

  无论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的“对华一击论”, 还是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方案”, 为的不都是对苏备战并将中国纳入这个轨道吗?

  既然如此,那就先让日本人死了这条心。8 月 11 日,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若先与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 不再要求(一致对苏)…… 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吾于此决之矣!”(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在不知道“石射方案”的情况下, 蒋介石已决定交好苏俄、全力对日。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条约更具威慑、更有力量的了:在苏俄的威胁下,只要中国能坚持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 日本将不战自乱。 它或许能够在战场上节节取胜,但满洲、朝鲜以及它的本土, 都将成为苏俄随时可以攻击、并且毫无防御之力的命门所在。 蒋介石认为,到那个时候,日本必将主动求和,而他也能以“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为条件,赢得体面而光荣的和平。

  仅仅十天以后,8 月 21 日, 这份条约就得以签订了。 又几天后,蒋介石就以复杂的态度、一言难尽的心思, 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条约。据说,消息传来后,日本朝野乱作一团,“膺惩暴戾支那”的声音地动山摇;与此同时,石原莞尔黯然离开陆军中枢, 自我放逐到了满洲。 此后几年,深刻了解日本未来命运的他,再也不肯过问东京的国策。

  然后,是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并投入绝大多数的精锐部队,与日本进行逐巷逐屋、寸土必争的争夺战。 在后来的历史里, 这个决定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 它和改编红军、中苏订约一起,被视为蒋介石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

  远在 7 月 21 日,军事家蒋百里就建议蒋介石“淞沪开战并扩大之”,以此将日军主力引诱到东线战场。 他认为,华北千里沃野,极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展开。 一旦华北沦陷, 日军很可能沿平汉线直趋武汉,“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 到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无法西迁,势必陷入战略包围。

  蒋百里的建议,主要从军事着眼。 紧接着, 陈诚、张治中、冯玉祥、黄绍竑…… 众多高级将领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纷纷建议淞沪开战。其中陈诚的观点最值得重视:日本在不扩大方针下出兵华北,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分治合作” 思维, 亦即华北纷争与南京无关。 淞沪开战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它将向全世界表明,所谓不扩大、“战场局限于华北”,只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对这个古老民族来说, 无论长江、珠江还是大西南、大西北,都和华北如同一体、不可分割。 在这个意义上,淞沪开战标志着中国的统一。

  陈诚的意见,主要从政治考虑。但直到 8 月7 日,蒋介石依旧决定,投入 100 万大军进行首期决战,华北、河南 75 万,闽粤 15 万,江浙 10 万。 “可见, 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作为主战场”(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但“大山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8 月 11 日, 也就是日本勒逼上海撤防这一天, 蒋介石下达密令, 将原计划奔赴华北的 75 万大军投入上海。对此,史学界有着纷纭的猜测、长久的争论。但毫无疑问, 它是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据说,它和蒋夫人宋美龄有关。在此之前, 蒋介石担心中国无力维持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不顾蒋百里、陈诚的建议,决定以华北为主战场;但宋美龄告诉他,只要能在上海坚持几个月,英美必将介入、西方必将干涉,这场战争也将迅速而体面地结束。 这么一来, 一个“以战促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设想,就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成形。 倘若日本在苏俄的威胁、西方的干涉下求和, 中国将赢得极大的谈判主动权;倘若媾和失败、战争继续扩大,那么,蒋百里的建议、陈诚的观点,也能保证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1937 年 8 月 13 日,在广漠的大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了。
  “淞沪会战” 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8 月 13 日,两个最精锐的全德械师,87 师和 88 师首先投入了会战;紧接着,宋希濂的 36 师、桂永清的陆军教导总队也开赴上海战场。 而这是南京政府仅有的四个全德械师。

  在最初的十天,8 万余名中国士兵向 3 千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3700 余名 “在乡军人” 和千余名舰载水兵, 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与此同时,8 月 14 日,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六架日机,这个日子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 在会战的第一阶段,尽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的阵地却在不断收缩、动摇。

  但好景不长。 8 月 23 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的两个师团增援部队,从川沙、狮子林一线登陆了。 此举逆转了淞沪战事, 并揭开了双方源源不断地投入重兵集团的序幕。

  几乎是会战刚刚打响,驻防江西的第 3 师、驻防山西的第 6 师、驻防福建的第 9 师、驻防湖南的第 14 师……20 个尚在整编的半德械师, 就如同滚滚铁流, 从四面八方奔赴上海。 作为中国军队的精华,它们大多不满员,每个师仅有十余门山炮、三十余门迫击炮。 一个个士兵,大多头戴钢盔、手持国产中正式步枪或德制毛瑟枪,每月领取 12 元左右的薪饷,平均年龄是 21 岁。

  他们从赣江来,从闽江来,从湘江边上来, 从汾河流域来。 他们大多接受过小学教育,能写简单的家书、懂得以身许国的道理。 他们的领章背面, 有着这样的字眼,“ 爱国家、 卫民众”,“守军纪、抗侵略”;而在他们星夜赶赴上海的路上,也定然能够发觉,一处处茅舍、一条条街道已经刷上了一幅幅崭新的标语,“ 中华民国万岁”、“打败日本侵略者”、“ 誓死不当亡国奴”……他们决心以自己年轻的血,去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而在 24 个全德械师或半德械师之外,还有各省的地方部队。

  湘军、桂军、川军、晋绥军、西北军……会战打响后,那些原本雄踞一方、割据自肥的地方军阀, 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钱。 他们没有一个人旧习不改, 没有一个人讨价还价。 与三十多万参战的中央军士兵相比,这些部队的装备更加破烂、薪饷更为微薄。 他们,大多在一个个偏远的乡村长大,从小眼巴巴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去读书、去认字,自己却只能砍柴、喂猪、干农活。 他们大多娶不起老婆,也订不下亲事, 在某个收成不好的年份、或家庭遭遇灾难时,他们只能自己卖了自己,用几十元的壮丁钱帮家里渡过难关。 进入军营后, 他们大多经受过长官的打骂、凌辱、克扣军饷,从未感受到身为军人的尊严……对这些青年来说, 赤贫的生活、 残酷的人世、蛮横的官吏、不知埋骨何处的凄凉……始终伴随着他们, 如同命运的标签。 在那个积贫积弱、麻木混沌的末世,他们如同一颗颗草籽那样自生自灭,渐渐地愚昧、自私、干瘪而荒凉。 但上海改变了这一切。 自从来到上海, 他们改写了自己从军的意义,并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他们在虹口作战,他们在闸北作战,他们在浦东作战,他们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增援的滩头作战。 而当主力撤出上海后, 他们也留下了谢晋元及其八百壮士, 在苏州河北岸作战。 他们让四万万人且歌且哭, 并感动了全世界。 即使在灯光熄灭的前夕, 一个叫杨惠敏的 14 岁少女,依旧游过苏州河,给谢晋元和他的四行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那一夜, 三百万双眼睛都注视着这面缓缓升起的旗帜,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的歌声,更响彻了十里洋场、租界内外……在持续三个月的大会战中,参战的 78 个师大约 75 万名中国军人,共有 18.7 万余人伤亡。其中包括几名将领、 几千名校尉军官。 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 即使按照日本参谋本部公布的数字,截至 1937 年 11 月 8 日,在参战的9 个师团大约 28 万名日本士兵中, 也有 9115 人战死、31257 人负伤。 更重要的是,在千万青年前赴后继、慷慨死难的背后,是“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妄言的破产,是大洋彼岸或同情或诧异的目光,是一个在血与火中渐渐觉醒、如同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在淞沪会战以血肉搏击钢铁、 以筷子挑翻战车的死难中,高宗武没有放弃他的和平主张。他找到了他的众多同道,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高官、知名学者、社会名流。

  首先是周佛海。

  周佛海,1897 年生,时年 40 岁。 他出生在湖南沅陵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 但他生性聪颖、放纵不羁,丝毫没有孤儿寡母家庭的悲凉色彩。 正是这种性格,伏笔了他青年时期的种种际遇、 跌宕多彩的大半生。

  从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1918 年,21 岁的周佛海东渡日本留学。 当时, 伴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的沦为废墟,欧洲迷信已经彻底破产。 在种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的日本, 周佛海很快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1921 年夏天,作为仅有两名成员的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他出席了中共“一大”。

  他在上海法租界度过的那个夏天, 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 作为学养深厚、 兴趣广泛的理论家, 戴季陶不仅是中国最早研究 《资本论》的学者,他还是中共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只是在“一大”前夕,由于孙中山不允许国民党员加入其它党派, 他才不得不忍痛退出中共发起组,并为此痛哭了一场。 在戴季陶离开渔阳里 2号后,周佛海依旧和他频繁通信, 两人交情日深。

  在戴季陶的帮助下,1924 年 5 月, 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周佛海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次年秋天,他创办了《社会评论》周刊,由此崭露头角;在戴季陶的帮助下,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畅销近百万册,并奠定了他国民党主要理论家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1926 年 9 月,他手持戴季陶的推荐信,投入戴季陶密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门下,并很快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之一。

  他历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 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南昌行营主任等要职, 并在三十岁出头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他是 CC 系的九名最高首脑之一,也是三青团、军统局前身“复兴社”的七名政治指导之一,被称为“嫡系中的嫡系”。 在杨永泰遇刺后,他和陈布雷被视为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幕僚之一, 一时炙手可热。而在抗战爆发后,他更身兼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大本营政略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三职,地位已隐隐在陈布雷之上。

  但,也是抗战爆发后,他和蒋介石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分歧从庐山开始。 1937 年 7 月 13 日,周佛海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 上山伊始,各界名流、朝野人士对卢沟桥事件的义愤填膺,就让他深感不安。 他后来谈道:“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 我以后曾加以思考,以为如果当时没有庐山会议,则中日关系恐怕不会变成了像今天的状态。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让他更为担心的, 是蒋介石的态度。 周佛海认为,那些鼓吹抗战的人,无论共产党、桂系还是黄炎培、张君劢之流,大多别有用心,“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以便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这种把戏,哪里瞒得过他? 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得更高”。也就是说, 在周佛海看来,无论《中国最后关头》还是《告抗日将士书》 都不是出自蒋介石的本心。 蒋介石的抗战姿态, 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舆论,“可以压服反对的人,使他们失掉反蒋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希望日本人知难而退,“使日本知道这次不是可以威胁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决”。

  一句话,在周佛海眼里,和近卫文麿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玩的是虚张声势的把戏。 “他这种用心和办法……足以作茧自缚, 逼迫他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当时我就对朋友说,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为此,《中国最后关头》刚刚发表,周佛海就委托他的几个朋友向蒋介石进言, 试图让蒋介石改变主意。

  首先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 作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 张季鸾在朝野有着广泛的声誉,蒋介石对他也极为敬重。 但出乎周佛海的意料,与蒋介石一席长谈后, 张季鸾却告诉他:“我想去说服蒋先生, 却终为蒋先生说服了……一切都委诸蒋先生好了。 ”

  在张季鸾之后,是中国青年党的两名党魁, 李璜和左舜生。 但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坚决,以至于他们讪讪而退。 周佛海后来在 《我的斗争记》中说:“他们虽不被(蒋介石)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的主张, 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

  在两次努力徒劳无功、日军占领平津之后, 周佛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唯恐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为此又找到了两个社会名流,试图阻止《告抗日将士书》的发表。 那就是北大教授胡适和陶希圣。

  7 月 31 日,受到周佛海的委托,胡适、陶希圣前往蒋介石官邸,试图寻机进言。 这一天,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共进午餐的,共有五个人: 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胡适、 陶希圣。 其中陈布雷与周佛海观点相近,梅贻琦也不主张扩大战争, 是个再好不过的进言机会。但一个意外的插曲, 却让他们迟迟无法开口。

  那就是南开大学的被夷为平地。 7 月 28 日, 也就是日军进攻天津这一天,“日机连续轰炸南开四小时”,试图炸平这个“一二九”以来的反日运动中心; 次日, 日军又出动一个飞行大队,以九二式 50 千瓦弹反复轰炸。 及至 7 月 30 日天津沦陷后,“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 满载煤油,到处放火。 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 尽在火烟之中。 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消息传来后,张伯苓痛不欲生。 这一天,他老泪纵横。 “一辈子的心血, 就这样毁了……(但)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同仁将因此而愈益勤奋”。在如此悲怆的话语面前,蒋介石的眼角也湿润了。他这样宽慰张伯苓:“南开乃为国家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

  八年以后, 南开因此成为唯一一所政府拨款、原址重建的大学。但这一天,因为这个插曲, 胡适、 陶希圣怎么也说不出和平解决的话语。直到告辞时分,胡适才谈道:“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的回答是:“我是要找他谈话。”(《胡适日记》)

  当天下午, 高宗武为此求见蒋介石、 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但由于川越茂的从中作梗、船津辰一郎的有辱使命, 他到底也没能逆转大势。 至此, 周佛海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但,“淞沪会战”爆发后,以周佛海、高宗武、胡适、陶希圣为主角,南京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这个谈话圈自诩清醒、理性,并视抗战的种种主张为“唱高调”;这个谈话圈以“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为基本估计,试图将蒋介石拉回到和平轨道上来。

  这个谈话圈,就是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 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 年 7 月 30 日, 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 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 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 ”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 ‘高’, 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 邦克,“从此, 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这个“低调俱乐部”,以周佛海的南京西流湾 8 号住所为中心。平津沦陷后,与千万知识分子一样,陶希圣不愿北上,他托人护送家眷南下,住进了这个三面池塘、遍植垂柳和竹林的庄园式建筑。 几天后,这里又多了两个借宿者,原江宁实验县县长、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思平,以及周佛海的同乡亲信、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罗君强。

  这几个人连同胡适、高宗武,构成了“低调俱乐部”的雏形。 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于空袭不断,这所修建了防空洞的宅院更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

  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 这些达官显贵、高级将领,几乎天天出没在这里。 他们的话题, 当然离不开渐渐扩大的中日战争。与周佛海一样,他们无不认为,“这次中日战争, 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 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 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 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的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的势”。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那么, 对战争前景, 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 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的”。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 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也就是说, “战必大败”,这是一场既阴差阳错、又毫无希望的战争。

  与此相反,“和未必大乱”。 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 他们的和平条件不会太过苛刻。 至于共产党、 桂系以及 “一切失意分子”,他们之所以极力主战,与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有关。 以桂系为例, 作为最后一个不服从的军阀,它事实上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至于共产党更不必说了。 只要和日本签订相对宽大的和约,即使这些势力群起声讨,南京政府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 周佛海后来总结说:“当时有三种观察: 一是战必大败、 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我研究的结果, 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

  在这样的议论声中,他们相互应和、彼此认同,渐渐坚定了谋和决心。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 “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 恢复和平的关系。 ”

  也是在这样的议论声中, 淞沪会战的前景越来越悲观:10 月 15 日, 日军突破蕰藻浜防线,会战顿告危急;10 月 23 日,大场镇失守,中方全线撼动。及至 11 月 5 日,大约 12 万人的柳川平助兵团在杭州湾登陆, 几十万中国大军顿时陷入了被围歼的危险……仓惶中, 南京政府的西迁开始了。 此后几个月, 顾祝同兼任江苏省主席; 熊式辉留在了江西,“主持赣政长达十年”;而胡适不仅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的战和观念也彻底改变了。 他的日记记载:“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 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 ”这么一来,“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只剩下了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和罗君强五人。

  11 月 15 日,在大西迁的潮流中,高宗武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轮船。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回头就是故都,但前方却是茫茫长江。 在几天的旅程中, 他回顾了几个月前的和平努力:川越茂已经无法指望了, 松本重治他并未给予付托,唯一的希望西义显, 却又不知道身在何方……面对滔滔江水,他只能一次次地追问:“西君,你在哪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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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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