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1937 年 12 月 30 日, 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 这时候, 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 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 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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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此时,西义显正在日本大矶的海边。

  7 月 31 日,在受到高宗武、吴震修的委托后,西义显很快处理了种种公私事务,并连夜赶往大连。 一路上, 不时有报童在码头上叫卖着中日战争的种种新消息,他心急如焚, 却又无可奈何。 抵达大连后, 他又听说松冈洋右已前往奉天,为此再次上路。 次日中午,在奉天大和旅馆,他终于见到了他的老师、满铁总裁松冈洋右。

  作为日本近代史的有名怪人, 松冈洋右表示愿意促成这件事。 “事已至此,实为日中两民族之宿命所定,在劫难逃。 但愿也有机会,经过某个有机缘的人的活动,使两国恢复和平…… 既然中国方面信任你,你或许就是适合这一机会到来的人。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当天下午, 西义显就携带着松冈洋右写给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亲笔信, 飞往了东京。在见过风见章和近卫文麿、“说了要说的话”后, 西义显前往了大矶海边。 此时, 中日航路已经断绝了,唯一的自由港上海, 又处在大战一触即发的边缘。 他只能在这里等待着淞沪会战的结束, 等待着中日和平的新转机,“并期待与中国方面同志的再次见面”。

  此后三个多月,一个又一个传来的,是战争不断扩大的消息:11 月 12 日, 在粉碎了日本“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狂言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了《告别宣言》,宣布上海沦陷;几十万大军撤离上海,撤退工作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三道耗费巨资、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永久性工事都没有派上用场;12 月 1 日, 在松井石根的一再坚持下,天皇终于颁布了“向南京进军”的诏书,日本为之举国狂欢;又十余天后,南京沦陷了……渐渐地,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 “中国同志”与他的联系,已经被炮火彻底隔绝了。 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天地循环、潮起潮落中,他的心事也如同大海的波涛那样,起伏不定、汹涌澎湃。 他每天站在伊藤公沧浪阁附近的沙丘上, “一边俯视着相模海滩的万里波涛,一边设想着如何重新建立正常的日中关系”(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所谓“小余缓岐”,是大矶的古称。作为避暑胜地,这片供奉着伊藤博文庙宇的海滩,此时却因为时值严冬而人迹罕至。 在水鸟飞掠而过的阵阵悲鸣中, 西义显下定决心, 一定要和高宗武、和许许多多有志于中日和平的青年一起,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回到谈判桌边, 并实现东亚光荣的和平。

  那么,该如何着手“和平工作”呢?这种和平的面貌,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西义显看来,蒋介石、四万万中国人的和平底线,“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小限度”(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但,即使东京内阁能够接受这个底线,两国就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吗? “如果回到卢沟桥之前问题就能解决的话, 这一次战争本来就不会发生”。

  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 谁敢说不会再有微小的纠纷, 引发两国兵戎相见的惨剧呢? 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谁敢说杉山元、武藤章之辈不会策动新的“中国事变”呢?所谓“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诉求。 要实现两国永久、光荣的和平,不仅需要日本军队彻底撤出中国,也不仅需要归还华北、满洲乃至台湾, 更重要的是, 日本必须彻底改造国内政治,彻底根绝军阀当政的乱根。

  毫无疑问,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东京市谷台军部大厦里的那些昭和新军阀。过去几年, 他们已渐渐挟持了内阁,继而挟持了政党、财阀和议会,如今又试图挟持全日本,将之引领上战争之路。

  问题在于, 这一切的根源都必须追溯到1889 年颁布的、被视为“万世不易之法典”的明治宪法。 “明治二十二年制定的日本宪法,表面上披着立宪国的外衣,实质上很明显地是维护专制主义”。又何止于此?即使被视为东方传奇、后来大书特书的“明治维新”,也不过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

  这个冬天,在大矶的海边,深切担忧民族命运的日本人西义显,决心找到自己的同志,组成致力于中日和平的“第三势力”,以实现东亚永久的和平,并以此为契机彻底改造日本。

  1937 年 12 月 30 日, 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 这时候, 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 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 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12 月 31 日,在长崎候船时,西义显又一次听到了 “除夜之钟”。 或许是境由心生的缘故, 这一次,这个新年序曲已不再苍茫、空灵,而夹杂着浓重的血腥和暴戾气息。 紧接着,1938 年元旦,在千万人忙碌拜年的身影中,他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两天后,1938 年 1 月 3 日,他抵达了上海。上海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昔日繁华的老城厢、闸北,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家了,处处可见烧焦的木头和残垣断壁;与此同时,租界却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 这个仅有区区 22.6 平方公里、被称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天堂”的国中之国, 依旧维持着它远东第一都市的气派。

  从大矶出发时,通过他的朋友、日本外务省东亚局事务官松村基树,西义显已经拿到了吴震修在上海的新电话号码。 当他拨通这个电话时,对方告诉他,吴震修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并且“绝对不会见日本人”。 询问过几个中国旧识后, 他似乎知道吴震修这么做的原因了。 1937 年 12 月 14 日也就是南京沦陷次日, 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临时政府”成立了。 这个傀儡政权有意让吴震修出任财政部部长,但几乎刚刚放出风声,吴震修就不见了,并声明“绝对不会见日本人”。 西义显认为,吴震修是为了避免当汉奸,才有意地躲了起来。

  但在又一次拨通那个电话后,他才意识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这一天,西义显在电话里反复表示,他和日本军方毫无关系, 更无意让吴震修出任伪职。但任凭他怎么恳求, 对方却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西义显不顾被监听的危险, 说起他此行的目的、他和吴震修的约定时,对方才冷冷地表示, 他愿意把这些话转告吴震修。而 1 月 9 日,在几天难熬的等待后, 一个中国银行的职员终于来到他下榻的汇中饭店, 并把他带到法租界愚园路的一栋花园别墅里。

  几乎刚刚走进空寂无人的大厅, 西义显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 吴震修出现了。 这个与他相识两年多、 彼此知心的银行家让西义显大吃一惊。 “本来他精力充沛,虽然受的是西洋教育,但有着东方的精神风貌,面色红润,待人和颜悦色。 从他那朝气蓬勃的举止上, 怎么也看不出已是年近六旬的人。 可是那天的吴震修,却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面色灰白的老人,而且神情中明显地带有凄惨痛苦的痕迹。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一时之间,西义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候,吴震修开口说:“西先生,已经不行了。 中日关系已经完了。 ”

  他说:“日本只有自己处理自己所做的事, 别无其它办法。 ”

  他并且谈道, 做出这等行径的日本民族, “不久也将落到十分悲惨的下场”……而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西义显渐渐明白了一切。

  几乎是淞沪会战刚刚爆发, 被视为 “亲日派”的吴震修,就受到蓝衣社的袭击。 虽然幸免于难并逃到了上海的租界区, 但他依旧没能躲过命运的诅咒:1937 年 9 月, 他唯一的儿子因为身患伤寒死去了;又几天后,他的夫人也发疯了。 短短两个月之内,吴震修家破人亡。 而在他看来,倘若不是因为亲日态度,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与家庭灾难相比,对他有着更重大打击的, 则是“南京大屠杀”。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开进南京。 从这一天起,几万日军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的劫掠、强奸、放火和杀戮。 12 月 15 日,他们押解两千余名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来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并毁尸灭迹;几个小时后,又有九千余名士兵、市民被集体屠杀了,仅仅活下来九个人。

  这一切不过是个开始。12 月 16 日,5000 余名战俘、 难民在中山码头被集体杀害;12 月 17 日,3000 余名工人被勒令在长江边一字排开, 日军以寻欢作乐的心态,泼上了煤油,点燃了柴火。到 12 月 18 日,屠杀达到了顶峰。这一天,五万余名中国战俘、普通难民被驱赶到下关草鞋峡,先是机枪扫射,继而刺刀屠戮,最后,又被纵火焚烧,残骸投进了长江。 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一次集体屠杀有着这么多的花样,有着这种近乎狂欢的情绪……又何止于此?在从无锡到南京的行军途中, 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就开始了“百人斩” 比赛。 他们相约,谁先杀掉 100 个中国人,谁就算作胜者。 如果说,这个约定已是人类丑行与暴行的登峰造极之作的话,更加丑陋、更为卑劣的,则是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日本人。 几乎是“百人斩” 比赛刚刚开始,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东京日日新闻》就开始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并引发了日本媒体的集体狂欢。 在向井敏明杀死了 106 个人、而野田毅也杀死了 105 人后,《东京日日新闻》 报道说:“不知不觉, 双方都超过了 100 人, 这是很让人愉快的事…… 是谁先砍了 100 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 再重新砍 150 人怎么样’? 两人的意见一致了,150 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东京日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13 日)

  紧接着,四名《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特派员又开始追踪南京城内的屠戮,他们的姓氏分别是浅海、光本、安田、铃木。而 70 余年后,这份挑战了人类良知底线的报纸依旧存在着,只不过更名为《每日新闻》。 它依然是亚洲最大的报纸之一,日均发行量高达四百万份。

  直到西义显见到吴震修时, 屠杀还在进行着。 在这场持续六周的空前浩劫中,共有 30 余万中国居民被杀害,大约两万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大约 3 万所房屋被付之一炬。这些被焚毁的房屋不仅占到南京建筑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大多位于最繁华的街区。 倘若不是费区、拉贝、魏特林等西方友人慷慨庇护的话,躲进“国际安全区”的 25 万中国居民,很可能也无法幸免于难……南京成为一座死城了。 南京之死, 让吴震修为之发狂号泣。 他毕生的亲日信念, 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彻底坍塌了;经历了这样的大悲大伤、自我拷问之后,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西义显后来描述说:“已经没有了愤怒、 憎恶以及过去所做的无尽的梦。 他虽然活着, 却变成了信仰寂光净土的人。 ”

  南京之死,也让西义显感到无地自容。 他没有脸面再逗留在这所房子里, 更没有脸面谈什么中日和平了。 他后来写道:“ 对于吴震修……(我)找不出适当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激。 作为如此可耻的日本民族的一员, 对他的这种警告, 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我只是深深地祈愿他身体健康,而后便与他告辞了。 ”

  但在走出那所花园洋房后,那种行尸走肉、世界荒谬的感觉, 依旧久久地萦绕着他。 几十年后, 他回顾了这种感觉:“我怀着若有所失的空虚心情, 挤进上海南京路的拥挤人群中。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大都市的寂寥。 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它的膨胀、混沌、喧闹以及无意义的轮廓, 像重压一样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如同失魂落魄,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汇中饭店。 ”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此后几天,在汇中饭店的房间里,西义显足不出户。 几乎一闭上眼睛, 那个已经死去了的城市、 那无尽的尸骨和血泊, 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渐渐地,他变得消瘦、憔悴。

  但是,在几天的挣扎后,他还是下定决心, 继续推进他所设想的那个“和平运动”。“日本民族所犯下的残暴罪行, 虽然切断了我与吴震修的联系, 但已确定了命运的目标……为了向中国民族和吴震修赎罪…… 应该以男子汉的精诚,向着为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方向前进。”(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那么,这个“和平运动”该怎么着手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背信弃义, 以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中国人还会信任日本人包括他这样的日本人吗? 日本要以怎样的努力, 才能化解这种仇恨,才能让这两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国家重新回到谈判桌边来?

  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却没有意识到,新的命运已敲响了自己的家门”。

  敲响汇中饭店这一扇房门的,不仅有命运, 还有一双白皙、略显肥胖的手。 “房门刚被敲过便轻轻地推开了, 一个白皙肥胖的绅士悄悄地走了进来”。“(他)大声地向我打招呼,‘呀!好久不见,你好哇’”。“他飞快地跑过来,感情非常激动地伸出有力的手,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要和我握手”(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来者不仅是西义显的老朋友、 可能致力中日和平的同道,更是西义显苦苦寻觅的高宗武的直接下属、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的董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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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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