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2】大矶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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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时年约40 岁。 作为日本华侨的儿子, 他在横滨长大, “初中是在东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学是在京都念的”,标准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说得还好。 过去几年,西义显时常笑称他为“日华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他们是在南京的满铁公馆俱乐部认识的。当时,董道宁刚刚从戴季陶担任院长的考试院调任外交部, 正值反日潮流席卷全国之际,他的日本做派、日式风格,无不令人侧目。 西义显后来谈道:“在亚洲司中,(董道宁) 处境是孤立的。 由于这样的原因,他的知心好友,不是在外交部, 而是在南京满铁公馆俱乐部。 特别是和我的关系,更是无所不谈。 ”
  这一天,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几乎一坐下来,董道宁就毫不掩饰地谈起了他的来意。
  原来,他是为“陶德曼调停”而来。1937 年 9 月 23 日,在走投无路之际,石原莞尔提出他愿意辞职,条件是以“石射方案”为基础与中国直接谈判。 对这个交易,杉山元一口答应了。 几天后,10 月 1 日,日本内阁就顺利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它明确规定,“以不咎既往的、划时代的调整邦交条件进行外交谈判”。 而 10 月21 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约见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希望德国劝说中国求和,“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 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办法,日本是欢迎的”。 对此,作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日本的反苏盟友, 狄克逊一口答应了。
  但蒋介石不肯给日本这个面子。 他告诉前来传话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要和谈,就让日本人自己开口吧; 至于他自己, 既不会主动求和,“也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成为胜利者”。 这么一来,东京着急了。11 月 2 日,广田弘毅再次约见狄克逊,希望德国能出面充当调停人, 以打破两国都不愿意主动求和的僵局。 这一天,他开出的七项条件,让狄克逊大吃一惊。
  在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陈腔滥调之后,广田弘毅代表日本,提出了三个核心要求:内蒙自治;华北的“非武装区”扩大到永定河以西;上海作为不设防城市,“由国际警察管制, 其他不变更” ……而作为回报,“华北的全部行政将交给南京政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换言之,比起“石射方案”,它虽然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但依然以不染指关内为大致框架。
  对这些条件,狄克逊又惊又喜。当时,淞沪、太原两大会战均已进入尾声,在这两个战场,日军均已胜券在握。 狄克逊认为, 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条件, 在请示了外交部长牛赖特后, 他和驻节南京的陶德曼共同成为中日战争的调停人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似乎无动于衷。11 月 4 日,在会见陶德曼时,蒋介石表示和谈的前提是日军全线停火,“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对这个要求,陶德曼左右为难:在日军行将合围上海、太原也岌岌可危之际, 让他们放下武器, 不啻于与虎谋皮。 他为此劝说起了蒋介石,“ 就是尽再大的努力, 也不可能把日本的军事优势扭转过来了…… 推迟议和的时间越久,国家解体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但蒋介石的回答,后来被久久流传:倘若不停火而议和,革命将爆发,“南京政府将被公众的舆论冲垮”;既然如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它还不如垮在日本人的刺刀和炮火中。就这样,第一次“陶德曼调停”无疾而终。
  而11 月 25 日,在国联布鲁塞尔会议闭幕、西方各国仅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次日, 广田弘毅又一次约见狄克逊,让他开始第二次调停。
  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松动了。一如广田弘毅所预料的,西方世界不肯制裁日本,让蒋介石极为失望。 11 月 28 日,他告诉陶德曼,和谈可以,但中国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日本不是战胜国,中国也不是战败国,双方平等谈判; 其二,华北的主权、领土不容侵犯,也就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而 12 月 2 日,在召集各大政要会议、透露了日方条件并获得授权后,他又一次约见陶德曼, 表示正式接受调停。 不过和谈又多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的协议”。换言之,作为抗战的产物,日本人休想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指手画脚,更别指望把中国纳入对苏战争的轨道。
  对此, 即使视苏俄为最大敌人的陶德曼也表示理解。 但是, 当狄克逊兴冲冲地将消息告诉广田弘毅时,日本人却变卦了。
  12 月 7 日,在和狄克逊会谈时,广田弘毅面露难色地表示,进军南京的诏书,已传达到了前线; 在日本行将取得巨大胜利的前夕,“怀疑能否在一个月前拟定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对这个变故,狄克逊深感不满。 他提醒广田弘毅, 所谓“陶德曼调停”自始至终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倘若言而无信的话,德国将很难向中国交代。 这时候,广田弘毅表现出他的无赖本色了, 他诡辩说,既然中国不肯撕毁与俄国的协议,那它就是德日反苏同盟的敌人,德国又何必为它效劳呢? ……消息传到南京后,陶德曼气急败坏地谈道: “日方实在是玩弄我方。 在中国政府面前,我们已丢尽颜面。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让他们丢尽颜面的事情,还多着呢! 12 月11 日,当狄克逊又一次上门时,广田弘毅一口咬定,所谓七项要求“只是本大臣在 11 月 2 日谈话的一部分”; 日本还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是狄克逊自己遗漏了,这才造成了误会。 对这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手笔,狄克逊气得七窍冒烟。
  12 月 22 日,在十几天的闭门造车、层层加码之后,一份共分四项、九款的新议和条件,到达了狄克逊的手上。 对此, 已经很后悔卷入这桩倒霉差使的狄克逊冷冷地表示,这些条件比德国战败后的《凡尔赛和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的”。 但在广田弘毅的软磨硬缠下,他到底答应再次扮演“传话人”的角色了。 据说,在收到这份文件后,蒋介石不怒反笑。 12 月 26 日,他的日记记载:“余见此为之心安。 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 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蒋介石日记》)
  至此,第二次“陶德曼调停”也濒临绝境了。对这个近乎绝密、只有少数最高级官员才了解详情的调停, 董道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他只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说: 高宗武又生病了, “每有麻烦事, 他总是生病”; 作为一个 “日华人”,要和他自幼长大、如同第二故乡的国家折冲樽俎,“精神上是很不愉快的, 但又无法摆脱”;倘若这个调停失败的话,他就放弃自己的外交官生涯,“回老家宁波隐居, 去过与政治无关的生活”……听到这里时,西义显心念一动。他问:“除了陶德曼调停, 你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 ”
  始终滔滔不绝的董道宁, 一下子哑口无言了。 “突然好像有什么顾虑似的,说话变得吞吞吐吐、不再明了”。而在几分钟的沉默后,西义显再次试探地问:“有和日本方面直接谈判的想法吗? ”
  董道宁终于开口了。 董道宁说,自从“陶德曼调停”陷入僵局,他曾几次秘密拜访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一开始,他希望川越茂说服东京、放宽条件,但川越茂置之不理;此后,他又几次暗示川越茂,希望能推动中日的直接和谈,但川越茂依旧装聋作哑。在他看来,倘若不绕过川越茂、日本驻华使馆与东京直接交涉,中日和平将遥遥无期……这时候,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西义显的心中。他后来回忆说:“我猛地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边,向黄浦江对岸的浦东眺望。只见长江三角洲无边无垠地伸向远方……大地的尽头, 水天一色,虽然遥远,却也雄伟壮观。此情此景,使我感情激动。”而在略略出神后,他回过头来,提出了一个异常惊人的建议:“董先生,您已经到上海来了,莫如再渡海去东京,怎么样? ”
  董道宁惊呆了。 作为“陶德曼调停”的参与者,无论蒋介石、汪精卫还是孔祥熙、王宠惠都过问此事,他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至于和川越茂的秘密接触,也大有搪塞推托的余地。但身为交战国外交官,倘若自作主张、私赴敌国,一旦被人发觉,他就注定了死路一条。 更不必说,自从南京大屠杀以来,“凡言和者皆汉奸”、“人人得以诛之”的舆论声潮,已经铺天盖地了……西义显明白他的顾虑。 为此,这一天,他作出了几个保证。
  第一个保证,是“绝对保守秘密”。 西义显说, 眼下中日航路已经断绝,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也都已空无一人,比起鱼龙混杂、出没着各色人物的自由港上海,“前往日本更易于保守秘密”。与其在上海如同无头苍蝇般瞎碰乱撞,不如前往东京,和日本的主和派势力直接接触。
  其次,秘密访日,绝不会一无所获。 西义显告诉董道宁, 在日本的主和派势力中, 最为坚决、最具实力的,莫过于陆军“不扩大派”。 他将安排董道宁和陆军“不扩大派” 的中坚人物会谈。 众所周知,涉及战和问题,与陆军打交道要比和外务省、东京内阁交涉管用多了。
  又一个保证, 则是董道宁此行只以私人名义活动,而不以外交官身份作出任何许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他说:“虽然是个人的名义,但你是现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 仅仅这一点,东京就要感激你。 这与办交涉不同, 不是进行外交的讨价还价,而是以中国民族的诚意, 打破日本民族的顽固丑陋…… 即使你只是飞往东京,什么都不干,这个行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在作出这几个保证后, 西义显又说起了他在大矶海边的所思所想,那种清新、璀璨、文明、康健的东亚前景。 最后,他以这样的话语,结束了自己激情澎湃的游说:“董先生, 您的命运不允许您把活动停止于上海! ……”
  或许是上海之行的一筹莫展, 或许是西义显的几个保证太过诱人,又或许是作为“ 日华人”,董道宁对中日和平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望……西义显后来谈到,“当我说完这句话时, 他的固执态度突然有了转变”。 他站起身来,握住西义显的手, 诚挚地说:“我的活动停止于上海的话,中日和平必定不能实现,我的两个祖国将陷于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 我这个‘日华人’ 的一生,也将成为一场悲剧。 ”
  他说:“谢谢! 西先生,我听从你的劝告,决定去东京……”
  西义显热泪盈眶。 当天下午, 他就开始着手安排董道宁的行程。 但, 还不等他理出头绪来,一个来自东京的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让他呆若木鸡:1 月 16 日, 近卫文麿代表日本发表了一份《对华声明》;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公开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也就是说, 东京已单方面地断绝了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和谈渠道,并决意扶植一系列傀儡政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密访日本,也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后来被认为是中日战争持续八年、 日本彻底战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陶德曼调停”的产物,它的渐行渐远、不断变奏,不仅折射了近卫文麿及其内阁贪婪、短视、毫无信义的嘴脸,它也反映了大多数日本人对和平的真实态度。 从这份声明开始,所谓“中国事变”演进为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了。
  12 月 14 日,也就是南京沦陷次日,内阁会议上, 近卫文麿大肆指摘蒋介石的三项议和先决条件,“作为战败国, 如此提议实属无礼”;紧接着, 他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一个不断取胜的国家来说……有意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是不妥当的”。(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那么,要怎样才妥当呢?
  毫无疑问,满洲是必不可少的。新条款的第一项,就列为“中国承认满洲国”吧!
  满洲之外,内蒙、华北和上海,也是不能不要的。 内蒙必须自治,“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只不过一者处在苏俄的控制下、一者是日本人的地盘罢了。 华北几省要彻底地分离出去, 并设立“ 适当的机构”、赋予“ 广泛的权限”, 以便为日本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煤和铁、原料与市场。 至于上海,租界当然维持现状,但在华界,“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又何止是吞并满洲、控制内蒙、分离华北? 包括南京、无锡、杭州在内,长江下游的大片平原,都是日本士兵用鲜血换来的,当然要统统划为“非武装区”。在中国的其余部分,无论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还是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好让日本人的特权延伸进这个广袤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在此之下, 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集团、一致对苏,那是理所当然的; 七千万国民的感情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中国应向帝国赔款”。至于赔款的数额是《马关条约》的二万万三千万两,还是《辛丑条约》的九万万八千万两,那就到谈判桌上再说吧……这就是 1937 年冬天日本帝国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这就是被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称为“比《凡尔赛和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方要求。 对这些条件,十余名阁员一致喝彩。 他们兴高采烈,等待着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的又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
  近卫文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决定派兵华北之初,他不是还打算“师俾斯麦之故智”吗? 在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后,他不是还派出几名特使,进行无疾而终的和平试探了吗?
  原来,占领南京后,“日本朝野弥漫着一种氛围,那就是战争已经结束”。 在近卫文麿看来,从古至今,哪有首都已经沦陷而战败方不肯求和的事例呢? 以 1812 年的法俄战争为例,倘若拿破仑攻陷了莫斯科, 亚历山大一世会不投降吗? 以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为例, 普鲁士军队刚刚包围了巴黎,法国人不就签订了城下之盟吗? 与他们相比,日本人的胜利更为彻底,所谓“迁都重庆”、抗战到底,不过是蒋介石虚声恫吓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狮子大张口一回呢?反正中国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了。如果能订立一份比《辛丑条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和约,他不是既取悦了军方又能赢得千万国民的欢呼, 同时还将以超越伊藤博文、藤原镰足的功勋,从此永载史册吗? 这么一来,阴差阳错,让他摇摆不定的中日战争, 不又变成一桩刀切豆腐八面光的买卖了吗?
  这样的图景,让近卫文麿心驰神往。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蒋介石答应了他的条件,他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举成为最伟大的日本人。 不是吗? 伊藤博文只赢得了台湾、朝鲜,而他却为日本赢得了满洲、内蒙和华北。 不是吗? 伊藤博文只是使日本跻身大国行列, 而他却征服了东亚大陆,使日本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洲霸主。即使千年以后,一代代的日本青年,也将反复传诵他的言行、风采和功业,而这,不就是他成年以来最瑰丽的梦想吗? ……但他没有想到, 在他通往最伟大日本人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碍手碍脚的家伙。
  首先是德国人。 如前所述,12 月 22 日,广田弘毅又一次约见了狄克逊, 让他转达新的议和条款。 他趾高气扬地宣称,这些条件是“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国必须在年底之前也就是九天之内作出答复, 并且谈判期间日本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对此,狄克逊冷冷地表示,所谓“限期答复”有最后通牒的嫌疑,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德国无法照办。 这么一来,广田弘毅只好拿出他招牌式的笑容了,他答应把期限放宽五天, 也就是放宽到 1938 年 1 月 5 日……在近卫文麿通往最伟大日本人的道路上, 德国人只是耽搁了五天,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却使他的不世功勋蒙受了些许玷污。
  收到这份条款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原来, 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内的“主和派” 势力急剧抬头。 包括孔祥熙这样的新贵, 于右任、居正这样的元老,都纷纷主张对日媾和。 在几次会议上,他们甚至指责蒋介石“太过优柔”、不够果断。 为此,蒋介石曾在日记里愤然写下: “呜呼!此种糊涂讥评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 则昔日趋炎附势之辈,今皆变为下井投石矣。元老糊涂至此,此革命所以失败至此乎? ”(《蒋介石日记》)
  对蒋介石来说, 这份条款不啻于党内纷争的最好灭火器。 又何止于此? 此后十几天,他把这份条款利用到淋漓尽致。 他先是让日本人一次次地澄清条款的具体含义, 以此消磨他们残余的耐心; 接着, 他将条款电告中国各驻外使节,“命其转告驻在国政府, 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同他所预料的, 这份条款引发了全世界的普遍愤慨。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道,“这些条件是残酷的,甚至是残暴的,完全赞成中国的拒绝”。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认为,“如果目前向日本乞和,等于是投降”。至于在中国出生、拥有重大影响力的《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更不必说了, 他掀起了北美大陆上第一轮同情中国的舆论浪潮……这么一来,近卫文麿坐不住了。 1 月 5 日, 他让广田弘毅转告狄克逊,“日本无法忍受和平谈判演变为国际性之探讨”;次日,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发表公开谈话,敦促中方尽快答复。但蒋介石似乎置若罔闻, 继续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要求日方澄清。在他恶作剧般的心态中,近卫文麿的声誉急转直下:《时代》周刊称之为“讹诈犯”、“战争贩子”;《真理报》 认为,“他无疑是对这场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一时之间,近卫灰头土脸。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该继续和蒋介石扯皮呢?还是干脆听从杉山元、末次信正的建议,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瞧瞧,给已经西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最后一击”?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陆军内部残余的 “不扩大派”势力。
  这股势力, 包括石原莞尔的几名追随者,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及课员堀场一雄等,更包括几个月前替代病重的今井清出任参谋次长的多田骏, 以及新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等。 他们四处活动,“坚决取消阁议决定”。他们的理由是,“本措施……不仅破坏国家的信义, 且只能被解释为日本制造口实、继续进行侵略战争。 而这是违背道义的”(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开战以来, 这是第一次有日本人谈及战争的道义问题。在议和新条款被送达蒋介石以后,参谋次长多田骏决定以“帷幄上奏”之权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日本何去何从。
  所谓“帷幄上奏”,是统帅权的组成部分。在内阁、参谋本部出现重大分歧时,参谋本部有权奏请天皇作出裁决。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皇宫东厅, 阔别三十余年的御前会议召开了。 按照内大臣汤浅仓平的安排,广田弘毅首先发言,接着是杉山元、贺屋兴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等人。 无一例外,这些人都赞成内阁新决议。 轮到多田骏发言时,一则大势已去,再则御前会议的尊严也不容许他发出激烈的言论,他只是草草地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结果,“五十五分钟的会议,天皇一句话没说就退席了”(约翰· 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那份决议更显庄严、更加难以撼动。 御前会议结束后, 为避免夜长梦多,近卫手脚异常麻利地抛出了那份《对华声明》。
  这份《对华声明》,为的是彻底断绝与蒋介石的和谈之路。在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之后, 近卫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而在他看来,“蒋政权已陷入了真正的困境…… 只要我们再推它一把,它就会垮台”。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费尽心机地与蒋介石谈判呢?
  这份《对华声明》,更为了避免“不扩大派” 的卷土重来。 对近卫文麿来说, 蒋介石固然可恶,那些危言耸听、一再阻挠他成为最伟大日本人的“不扩大派”更值得防范。 既然如此,那就挟御前会议之余威,让他们彻底地死了和蒋介石谈判的心思吧! ……无论如何,1938 年 1 月 16 日,在日本首相官邸,在密密麻麻的麦克风前,那个年仅 47 岁、出生在“五摄政”之家、几年后始终自诩为“不扩大方针”提出者之一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开始以翩翩风度、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那份《对华声明》了。 在这份声明里,他首先回顾了日本人的宽容、耐心与和平诚意:“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给了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 一直等到现在。 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 竟敢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的和平……”
  也就是说, 蒋介石不仅是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几十万人的被杀戮、上百万青年的伤亡、几千万人的流离失所, 也都是他造成的。 既然如此,对这个战争贩子,又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在几百名记者的注视、 无数镁光灯的此起彼伏中,近卫的声音显得那样清亮、那样理直气壮:“因此,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 (谈判)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那么,这些将“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包括哪些呢? 远在 1937 年 11 月 27 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内蒙贵族德王就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了;紧接着,12 月 14 日,以华北方面军为后台,王克敏的“北平临时政府”也粉墨登场了。 与此同时,华中方面军不甘落后,他们一手炮制的梁鸿志“维新政府”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张, 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清川也物色了一个叫苏锡文的汉奸,拼凑了“上海大道政府”……短短几个月之内,四个傀儡政权就先后出现了。 近卫文麿为四万万中国人设计了这样的命运:北平“临时政府”将是未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它之下,则是几个高度自治、“分治合作”的地方性政权,内蒙、“维新”以及尚未征服的国民政府,均在其中。这种四分五裂的格局连同“日满华”的紧密合作,将有助于中国人永久地匍匐在大日本帝国脚下。倘若有一天东京提议日华合并的话, 这些傀儡政权想必是不会拒绝的, 一如1910 年他们曾经在朝鲜做过的那样。
  当然, 蒋介石手上还有一些残兵败卒,那些尚未征服的省份尽管大多地处偏僻、 但也算得上广袤, 这场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 为此, 这一天, 近卫以这样的号召, 结束了这份声明:“现在, 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 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广播讲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没有几个日本人知道,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做了一个重大手脚:御前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蒋政权拒绝和谈,帝国今后将不仅仅依靠它作为解决事变的伙伴”; 而在近卫移花接木之后,它变成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动, 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
  还不仅如此。在彻底羞辱了蒋介石、四万万中国人以后,近卫依旧意犹未尽。 1 月 18 日,风见章代表近卫,发表了一个更具侮辱性的《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 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 ”也就是说,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代表过中国,蒋介石只不过是诸多军阀中最大的一个,在迁都重庆后,它更沦为了地方性政权, 当然不配东京下达“宣战令”……就这样,战争初期的谋和努力,彻底地寿终正寝了。 而这一天,当这个声明通过 NHK(日本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波,传扬到大海对岸、传扬进上海汇中饭店时,摆在西义显、董道宁面前的问题是:和平究竟还有没有希望? 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密访日本,究竟还有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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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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