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3】大矶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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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决定按原计划行事,西义显后来谈道,“近卫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董道宁)再次来拜访我,说他决心已定,一定要去东京, 设法开辟中日交涉的路线”。 而这时候,西义显多少有些犹豫不决,为此征求了松本重治的意见。 “1 月 17 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满铁南京事务所的西义显先生给我打来电话:‘ 现在我在汇中饭店与董道宁先生交谈,董先生考虑现在去日本, 是我建议他去的, 你认为怎么样?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接到电话, 松本重治又惊又喜。 他立即赶往汇中饭店,与西义显、董道宁面谈。 在短暂的寒暄后, 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有重大的意义。 像现在这样不相往来,对两国都不好…… 你的访日, 说不定能成为挽救日本的第一步……”

这些话让西义显也下定了决心。 然后,是访日行程的安排。

首先是让董道宁顺利入境。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关出入境盘查严密, 虽说董道宁日语流利, 言行举止和一般日本人毫无两样,但他拿不出合适的证件。 为此,西义显、松本重治决定,让他们的朋友伊藤芳男也参加“ 和平工作”,并护送董道宁前往日本。

伊藤芳男,1902 年生,时年 36 岁。 作为昭和时代的青年之一, 他身上却有着明治时期、乃至古典阶段的浪人色彩。 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他没有成为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而选择了一种别样的生活: 他先是混迹在马赛、汉堡、那不勒斯的码头,与搬运工人为伍,在赚到一张船票后就前往下一站;继而,他又前往非洲、东南亚,深入一个个土著部落和边陲村寨……直到 1934 年,他才以伪“满洲国” 嘱托(顾问)的身份,拥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西义显认为,“伊藤有着澎湃的激情, 是那时为数不多、已经式微的‘ 泛亚洲主义者’ 之一”; 松本重治后来也谈道,“ 他当时担任中外兴信所(实际上是‘满洲国外交部’的上海事务所) 所长…… 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总是抱有远大的梦想”。

当时,伊藤并不在上海,他已经回国休假。但西义显相信,他是一定会参加“和平工作”的, 而他所持的伪“满洲国”外交护照,也能帮助董道宁顺利入境。在入境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排合适的会谈对象,以便董道宁的访日成为“破冰之旅”。

松本重治认为,“现在这个时候, 外务省看来用处不大”。 他为此建议,应该让董道宁和日本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的“不扩大派”接触,以寻求中日和平的新契机。而在他看来,原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 时任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的影佐祯昭,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桥梁式人物。

对此,西义显也深有同感。 过去几年,他和影佐祯昭有过许多接触, 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影佐是我从未碰到过的,有一定气量又能进行交往的少数政治军人之一, 他很少表现出军人的那种骄横气息”;“影佐祯昭,是日本军阀中的俊杰, 是超群的人物……他具有一种超过一般军阀的天资和良心”。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而以影佐为突破口,董道宁或许能见到石原莞尔之后的那些“不扩大派”首脑。

作为这一切的前提, 当然就是西义显先行回国、 找到伊藤芳男并游说影佐祯昭了。 这一天,他们相互约定,倘若一切顺利的话,西义显将拍发暗语电报给松本重治, 并让伊藤芳男赶回上海陪送董道宁入境。 这封电报将只有一句话的内容,“东方放晴,速买舟而归”。

而在作出这些决定后,1 月 19 日, 西义显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长崎的轮船, 踏上那无比叵测的彼岸。

与影佐祯昭的接触,进行得非常顺利。 1 月22 日凌晨,西义显赶到横滨,见到了当时回家探亲的影佐。他不顾礼节,在天色未明之际就敲响了影佐的房门。 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记述了影佐被吵醒后,两人进行的对话:

西义显说:“影佐君, 你知道董道宁这个人吧? ”

影佐说:“不知道呀! 这是个什么人? ”

西义显多少有些夸张地说:“作为参谋本部的核心人物之一, 你也太迟钝了! ……现在汉口政府内部产生了和平势力,董道宁是那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 他现在已经在上海了, 还准备到东京来。 ”

影佐又惊又疑:“真有这个人吗? 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

时光凝聚在这个熹微的黎明, 凝聚在这个后来被众说纷纭、令人一言难尽的少壮军人的脸上。 此后几十年, 对千万中国人来说,“影佐祯昭”始终是一个诡异、阴森、臭名昭著的名字, 尽管他没有被列为战犯,但他依然是种种阴谋诡计的制造者,是引诱一个大人物堕入地狱的魔鬼, 如同土肥原贤二之于爱新觉罗·溥仪那样。 而在大海对岸, 众多日本人却留下了关于他“诚实”、“正直”、“坦率”的回忆文字,以至于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也认为,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军人品质。

至少这个凌晨,影佐祯昭并没有预谋,更没有什么恶意。 他也丝毫不能意识到, 从这一刻起,他将被命运之手悄然推入到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去。

影佐祯昭,1893 年生,时年 45 岁。 作为第三代“中国通”的后起之秀,远在 1928 年他就被派驻上海, 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中国生活。 一开始,和武藤章、梅津美治郎等没有什么两样,他也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获得新生,“分治合作”、匍匐日本才是它最适合的道路; 但在“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成为石原莞尔的坚定追随者了。西义显后来谈道:“影佐的主张, 不像日莲宗信奉者石原那样彻底、 强烈。 从实际家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华北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 但就其目标、真意而言,是与石原完全相同的。 ”

而在观点、立场之外,还有两个貌似偶然的小因素,让西义显、松本重治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从而让他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之一。

1937 年 8 月上旬,也就是淞沪会战一触即发之际, 影佐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 回国前夕, 他告诉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松本重治, “日华战争必须尽快停止”。 更凑巧的是, 在他回国途中,他曾与当时匆忙赶往大连、游说松冈洋右的西义显乘坐一船。 西义显后来回忆说, “ 途中影佐曾真切地向我表白了他的真实心意”。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也影影绰绰地听说, 为结束这场战争,“不扩大派” 曾先后抛出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反对进军南京,并发动了“帷幄上奏”。 在这些努力中, 影佐已渐渐成为“不扩大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个凌晨, 在西义显介绍过董道宁的访日计划后,影佐一再追问:“真有这个人吗?他真的来吗? ”

西义显反问:“如果他来的话, 你能下决心干吗? ”

影佐祯昭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真来,我当然干! ”

而在得到影佐的承诺后, 西义显又急急赶赴热海, 找到了在这里度假的伊藤芳男。 一如他所预料的,在三言两语的交谈后,伊藤也加入“和平工作”的行列了。他迅速前往上海,准备和松本重治、董道宁会合。

在伊藤芳男动身后, 西义显向上海发出了

“东方放晴”的暗语电报。

董道宁、伊藤芳男抵达日本,是 1938 年 2 月 15 日的事情。 几十年以后,西义显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设法摆脱了最后的难关——上海、长崎的海上警察的讯问后,董道宁在我的迎接下住进了上野屋旅馆。 他和伊藤芳男充满了突破惊险之后的欢欣, 特别是董道宁……高兴得又蹦又跳……”

次日,他们乘坐快车前往东京。又一天后,2月 17 日,董道宁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影佐祯昭。

关于董道宁、影佐祯昭会谈的情形,史料记载得非常简略。 西义显后来谈道:“ 初次见面时,董道宁以磊落大方、若无其事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风度, 这不能不让影佐吃惊。 ”而影佐也以这样的开场白表达了自己的和平愿望:“事到如今,日本需要反省,中国也需要反省…… 再追究谁该对这场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毫无意义。 ”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所谓“中国也需要反省”,指的是不是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呢?在小半个中国沦亡、几十万人被屠杀、上百万青年伤亡后,这样的论调, 未免抹煞了千万人的鲜血。 但对习惯用刺刀说话的日本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姿态了。这一天,董道宁流利的日语,连同影佐的诚恳态度,让他们相谈甚欢。

此后几天,在影佐的安排下,董道宁又先后会见了几个“不扩大派”的重要人物。

首先是今井武夫。 1937 年年底,这个原北平使馆副武官、曾与秦德纯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议》的少壮军官,奉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 在日本统帅部的四级机构中, “班”位于本部、“部”和“课”之下,是最低一级的官阶。不过,由于身处中枢,直接负责中国事务, 这个微不足道的中佐也有不可小觑的能量。

在今井武夫之后,是两个远为显赫的人物, 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和新任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

这一天,几乎刚刚坐下来,本间雅晴就开宗明义地说,“统帅部的实际想法, 是迅速地实现对华和平”。 如果说,这个表态已经让董道宁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那么,多田骏的一席谈话,更让董道宁感到不虚此行。

多田骏首先介绍了参谋本部的情况。他说, 尽管石原莞尔已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但闲院宫载仁亲王依旧倾向中日和平;在此之下,接替石原担任作战部部长的,是曾支持今井武夫与中方谈判的原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包括他本人、桥本群、本间雅晴以及河边虎四郎、影佐祯昭等在内的“不扩大派”,依旧是参谋本部的主导势力。倘若不是“扩大派”一意孤行的话, 中日两国随时可以坐下来谈判。

而在谈过“不扩大派”的阵容后,多田骏又透露了近期日本政局的些许变化。

在《对华声明》发表后,“不扩大派”大势已去,但却酝酿着反击。 2 月 11 日,新任作战部部长桥本群首先给了杉山元一个下马威,他在内阁、 参谋本部的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事变的长期化、持久化”,陆军省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 49 个师团的整编。 对此,杉山元不屑一顾,他说要解决中国事变,哪里用得着这么多部队? 但桥本群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 49 个师团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开战以来, 中国战场已先后投入了 14 个师团,但结束战争还遥遥无期;要发动下一场会战,至少还需要投入 6 个师团;更要命的是,在三十余万苏俄边防军的威慑下,仅有八万余人的关东军已抽调近一半兵力入关,“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所有这些, 让杉山元哑口无言, 也让主持大本营会议的近卫文麿脸色骤变。 两天后,参谋本部又单方面宣布从此不再参加联席会议, 设立仅三个月的“大本营”无形中解体了。 这么一来,包括杉山元在内的内阁就无法染指作战计划了。

更重大的变化,发生在 2 月 16 日也就是董道宁抵达日本前夕。 这一天,大本营纷争剧烈、无形中解体的消息惊动了天皇, 他召见了几名陆军将领询问战和问题。 他问杉山元:“听说陆军在加紧对苏联的战备工作, 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 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元支支吾吾,他搪塞说,怎么结束中国事变,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方案。 没想到这句话激怒了从不轻易表态的天皇, 他尖刻地质问说:“你不是跟朕说过, 至多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吗?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

杉山元如遭重创。九年前,因为关东军炸死张作霖, 天皇训斥了不肯追查密谋人员的田中义一首相, 田中内阁不得不总辞职了。 有此先例,人人心知肚明,距离杉山元辞去陆军大臣职务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凡此种种, 都让董道宁大喜过望。 在这个“日华人”看来,中日和谈的主要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是吗? 既然参谋本部决心议和,杉山元又行将下台, 还有什么人能阻止中日和平呢? 不是吗? 既然天皇已经发话了,又有谁会忤逆他的意思呢? 剩下的唯一障碍,是内阁的《对华声明》,但只要近卫文麿下定决心,它也不过是个面子问题!

董道宁为此兴高采烈、笑语晏晏。而让他更加感动的, 则是在他离开日本前夕影佐祯昭的一个冒死手笔。

1938 年 3 月 5 日,董道宁结束了大约半个月的日本之行。 这一天,在西义显、伊藤芳男的陪同下,他从横滨坐火车去神户,打算乘坐前往大连的“乌苏里丸”回国。火车即将开动之际,影佐祯昭匆匆赶来了。 他不仅一再向董道宁表示谢意,还带来了一封书信,委托董道宁转交给他士官学校的校友张群、 何应钦。 之所以没有给蒋介石直接写信,“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 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 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致信中国最高领袖,也是不妥当的”(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作为一封秘密信件, 这封信后来并没有保存下来。 但通过西义显、影佐祯昭的回忆文字, 后人还是能瞥见它的大致面貌。 在这封信的开头,影佐首先表达了对中日战争的痛心,对董道宁密访日本的敬意。 他说:“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 并导致 1 月 16 日帝国政府声明之发表,东亚的命运,不能不说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关头。 在此之际, 首先是贵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伦……”

所谓“王伦”, 指的是一千年前在“ 靖康之耻” 后冒死前往金国求和的一个宋朝使臣。 拿这个古人来比拟董道宁,倒也符合饱受屈辱的中国。 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 影佐谈到了自己对打破中日僵局的设想:“(董道宁)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东亚困境的第一步。 解决中日困局,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能彼此赤诚相见,使种种条件渐渐成熟……”也就是说,在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声明》后,两国直接和谈已经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一个个秘密渠道、派出一个个秘密使者,去间接推动中日和谈的可能。

而在这封信的末尾, 影佐祯昭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但愿继他之后,有人再次东渡、启蒙我等, 以使彼此之真意得以交流…… 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有赤诚握手的气概……”

不知道影佐祯昭有没有想过, 此举将使董道宁陷入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倘若他转交这封书信的话,他的自作主张、私访日本自然也就毫无秘密可言,他将面临着被罢职、监禁乃至枪毙的危险。 尽管如此, 这个傍晚都让董道宁深为感动。 西义显后来谈道, 影佐的这封书信, “表示出决一死战的决心和赤诚”。 因为, 倘若中国方面无意和谈,只要公布这个信件,身为军人却“私通敌国”的影佐就只有死路一条。

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则认为,此举表现了影佐的个人风格。 他说:“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用正式的、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作风, 影佐是很蔑视的。 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的品质很相称。”(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无论如何, 这一天, 董道宁就带着这封书信,和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踏上前往大连的路途了。 一路上,他们谈笑风生,深信此行满载而归;他们兴奋不已,认为中日和平已出现了重大转机。 而在轮船渐渐开出港口、 开进迷人的明石海峡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小花絮出现了。

或许是一时兴起, 或许是为了今后联络、“保密”的方便,这一天,在乌苏里丸上,三个“和平工作”的参与者一边欣赏着海峡风光,一边相互约定, 今后以代号称呼对方。 其中西义显是“ 太郎”、董道宁是“ 次郎”, 而伊藤芳男是“ 三郎”。“这既是偶然的年龄顺序,也是按和平工作的出场次序决定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而在轮船抵达大连后, 又一个让西义显激动不已的消息,也从上海传来了:几个月前已西迁武汉、久久没有音讯的高宗武,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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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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