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4】大矶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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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高宗武的再次出现,与周佛海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南京政府西迁后,“低调俱乐部”

  星散流离,只剩下了五个人。在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等人或调任新职,或改变态度之后,称得上政府要员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至于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和罗君强,不过是一些次要人物。但即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周佛海依旧制造着和平舆论,并寻求着和谈机会。

  首先是“艺文研究会”的成立。1938年1月14日,在汉口英租界天津街4号,周佛海发起了这个包括众多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的言论机构,并自任事务总干事,而以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这个貌似民间团体的组织,“隶属中央宣传部,但对外不公开”。它在成都、长沙、西安、广州、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尤以香港分会的活动力最强”。更重要的是,它的主要宗旨是“树立独立的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以造成一种氛围,“使政府可战可和”……

  在周佛海、陶希圣以及负责香港分会的梅思平的努力下,此后几个月,艺文研究会先后控制了几十家报刊、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和小册子,在举国言战、“抗战到底”的声潮中独树一帜。但与舆论造势相比,周佛海更关心的,却是日本的战和动态。

  近卫内阁《对华声明》发表后,由于和谈渠道彻底断绝,高宗武成了一个闲人。这时候,周佛海极力怂恿他到香港去,以探听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在高宗武提交了赴港计划书后,他又游说起了蒋介石。“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呢’”(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蒋介石同意了,“决定每月拨出八千元的经费”。但在高宗武赴港前夕,他又似乎有些放心不下。他让外交部长王宠惠转告高宗武,“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对此,周佛海心知肚明:蒋介石担心高宗武到香港后,“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

  周佛海依旧力劝高宗武私自赴港。“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他说,“每月八千元的经费,我可代为争取。”高宗武答应后,他又一语双关地暗示说:“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是仍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去上海吧。”(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就这样,在周佛海的一再推动下,高宗武抵达上海。下船伊始,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好友、被视为近卫文麿私人驻华代表的松本重治,以探听和平的可能。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回忆说,接到高宗武的电话后,“我急忙驱车前去,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来到了法租界国富门路的一户人家,按响了门铃……互相庆贺健康后,也来不及寒暄,立刻就进入了谈话主题”。

  这一天,1938年3月5日,以高宗武为代表的“低调俱乐部”开始了私自的谋和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佐祯昭将那封书信交给行将回国的董道宁,也发生在这一天。与其说这个巧合反映了历史的惊人戏剧性,毋宁说,它仿佛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暗示:此后二十多天,因为和董道宁的会合,也因为影佐书信,高宗武一错再错、步步歧途,并间接导致了那场中国抗战史的最大悲剧。

  第一个错误,与近卫文麿有关。这一天,在法租界国富门路,几乎是松本重治刚刚进门,高宗武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近卫文麿的《对华声明》,“究竟是否出自他的本意?”

  对高宗武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远在1937年7月31日,在求见蒋介石、汪精卫并“请求承担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时,他不就说过将“借助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吗?从那时起到这一天,他不是始终以为,近卫文麿是“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只是由于陆军的阻挠才导致战争爆发吗?毕竟,对统帅权独立、“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他都知之甚深;毕竟,在他留学日本的八年间,近卫文麿给他以及千万日本人都留下了太过美好的印象。

  但,松本重治的回答异常含糊。他说,这个愚蠢至极的声明与日军攻占南京有关,与“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有关,它还涉及到陆军“扩大派”或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作为正式的政府声明,“你要问是否本意,日本政府只能回答,‘是本意’”。

  高宗武缓缓颔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又问道:“但是,日本政府的这种姿态,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在松本重治看来,这是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他终于模棱两可地谈道:“1月16日的声明,是错误地采纳了北平方面的请求而作出的……所以,或者半年,或者一年,聪明的近卫先生也许会反省自己的错误想法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所谓“北平方面”,指的是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几乎南京刚刚沦陷,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北平“临时政府”,并希望东京与它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就松本重治的立场而言,他既无法直斥近卫文麿之非,也不愿断绝高宗武的谋和希望,所以处处闪烁其词。但这么一来,一种根深蒂固、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印象,就在高宗武的脑海里彻底形成了:作为“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近卫文麿只是迫于陆军的压力,才驱策着日本的战车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

  此后一年多,这个南辕北辙的判断始终左右着高宗武、“低调俱乐部”,让他们在歧路上渐行渐远。又何止于此?三天以后,1938年3月8日,同样在法租界国富门路的这所房子里,一次对话,让高宗武在歧路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那就是松本重治的谈及董道宁日本之行。这一天,松本重治试探道,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进行改组,以便给近卫内阁一个台阶下?他说,中日和平的主要障碍,是内阁的《对华声明》;但无论它如何蛮横、愚蠢,作为政府的正式声明,它都很难被放弃;而如果蒋介石愿意改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吸收合并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近卫对日本朝野、千万国民就能有个交代,两国和谈也将水到渠成。

  与《对华声明》相比,这个建议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此,高宗武一口拒绝了。他说:“从彻底抗战转向和平的话,事实上就是改组。”

  会谈陷入僵局了。这时候,或许是为了表明国民政府并非一致主战,或许是为了强调中日和平的可能,高宗武谈道:“目前,在武汉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主和的势力,我现在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无法公开对抗‘一致抗战’的国策,但的确,他们在暗暗地摸索和平的途径……”

  对这个消息,松本重治饶有兴趣。他问:“宗武,恐怕你也是其中之一吧?”

  高宗武避而不答。他只是告诉松本重治,不久前董道宁抵达上海,与川越茂密谈,出自他的指派,“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董君的消息,这次到上海,一方面也是想与董君取得联系”(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听到这里,松本重治犹豫起来了。他后来写道:“董先生去日本访问的事,是否要在这里告诉他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但在片刻的犹豫后,他到底开口了。

  他说:“宗武,如果你真的考虑和平的话,有件事我要告诉你,请不要生气。”

  他说:“我老实对你说,董先生到东京去了……”

  一开始,对董道宁的私自访日,高宗武异常警惕。松本重治后来谈道:“高君的脸色顿时紧张起来。”

  紧接着,3月16日,在上海华懋饭店,面对访日归来的董道宁、伊藤芳男,高宗武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松本重治后来回忆说:董道宁汇报过访日情形后,“高君一言不发,默默地思考着”;而当伊藤芳男谈及影佐祯昭是“谋略课课长”时,“高君的脸色突然阴沉起来”。

  无论时任第14师团长的土肥原贤二,还是关东军的田中隆吉、华北军的喜多诚一、华中军的原田熊吉,他们的特务机构,不都被称为“谋略机关”吗?过去几年,那些最臭名昭彰的汉奸,从爱新觉罗·溥仪到王克敏、梁鸿志,不都是由这些机关拉拢、劝诱并最终粉墨登场的吗?对千万中国人来说,所谓“谋略机关”充满了阴森诡异的色彩,更不必说与日本人打过多年交道、对日本“政治军官”深恶痛绝的高宗武了。

  为此,这一天,围绕着“影佐书信”,他和董道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董道宁决定前往武汉送信时,高宗武说,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搞不好,你和我都要挨整”;而当董道宁再次坚持时,他摆出了上司的姿态,勒令董道宁把信交给他。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以至于松本重治不得不打圆场说:“日中和平运动刚刚走出第一步时,同志中间发生争吵,是绝对不像话的……西君说月底直接去香港,还是五个人在香港见面后,再商量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在松本重治的劝说下,争议暂时搁置。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天以后,高宗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3月26日,经过五天五夜的艰苦航行、“冒着东北季风的不断侵袭”,西义显乘坐的从大连到香港的“热田丸”邮轮,终于缓缓抵达终点码头了。次日,在他下榻的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五名“和平运动”的发起者聚集在一起,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西义显后来谈道:“我和高的这次会见,是去年7月31日以来的第一次。”

  这一天,会谈在松弛、充满笑声的氛围中进行着。他们首先谈到了彼此的代号,在西义显是“太郎”、董道宁是“次郎”、伊藤芳男是“三郎”之后,高宗武被称为“四郎”,而松本重治也成为了“五郎”。紧接着,他们又谈起了两国各自存在的和平势力,并一致认为,“如果日中两国的和平意向能够相互沟通,两国和平派交互作用……和平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但,在谈及影佐书信时,高宗武、董道宁又一次发生了争论。

  董道宁再次提出,要前往武汉,将信送给张群、何应钦;高宗武却说,这封信应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为了和平运动,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个信件更为重要”。董道宁认为,只要把信交给张群、何应钦,就已经不辱使命,“(他们)必定会把信送给蒋介石看”;高宗武却说,中国官场的习气,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是这种关乎名誉、仕途乃至身家性命的大事?如果把信交给张群、何应钦的话,“很可能到不了蒋介石手里”。(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松本重治、伊藤芳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十余天前,对“影佐渠道”,高宗武态度之冷淡、神情之戒备,依旧历历在目;但这一天,情形却恰恰相反,高宗武对“影佐书信”的重视和急切,比董道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时之间,两人惊讶不已、面面相觑。

  原来,过去几天,高宗武又产生了一个重大判断。在此之前,他以为日本内阁主和、日本陆军主战,这才有了一边是“不扩大”方针、一边派兵华北的荒谬决定。但在目睹了影佐书信、听闻了陆军“不扩大派”的存在后,他接受了这样的说法:“所谓不扩大派,并不仅是近卫首相以下的文官,甚至在军内也是存在的……这些和平派最终被扩大派打败,其原因是未能具体而清楚地掌握中国方面的和平意向。”(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这么一来,种种光怪陆离、近乎自相矛盾的战和手笔,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在卢沟桥事变之初,近卫就决定“不扩大”,只是由于抗日风潮的席卷华北、南京政府的派兵北上,“扩大派”才最终占据了上风;在平津沦陷后,近卫又和陆军“不扩大派”联手,抛出了“石射方案”并派遣密使前来中国,但又受到“扩大派”的阻挠而没有实现目的;及至战火蔓延到上海后,他们又一次合作,开始了“陶德曼调停”,但这时候一切都晚了……高宗武由此认为,对这场战争,蒋介石至少该负一半的责任。倘若不是他一意孤行,先是发动淞沪会战,继而又迟迟不肯理会“陶德曼调停”,那么,无论“扩大派”的声势大张、“陶德曼调停”后期的漫天要价还是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都是不会发生的。如同周佛海所判断的,“这场战争是阴差阳错地打起来,又糊里糊涂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要中国方面拿出足够的和平诚意,两国依旧能够回到谈判桌边。因为,近卫文麿与陆军“不扩大派”既有和平的意愿,也有主和的实力。在那个遥远的岛国,这两大势力的联手,是一股无人堪与匹敌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个判断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把近卫文麿视为“不扩大”方针的中流砥柱。这么一来,高宗武不免大大地高估了日本“和平派”的实力。

  问题更在于,即使近卫文麿此时决心和“不扩大派”合作,他就能挽回大势吗?唯唯,否否。如果说,在1937年7月“派兵华北”、在“陶德曼调停”初期甚至攻占南京之前,这一切还是有可能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彻底膺惩暴戾支那”呼声的地动山摇,中国只面对着两种选择,要么光荣地战胜,要么永久地沦亡。因为,到1938年初春,无论日本政党、财阀还是几十万普通士兵、几千万底层平民,都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一个比一个歇斯底里,他们要求承认满洲、割让内蒙、控制华北、垄断长江利权,他们希望中国给予巨额赔款、以仆从国身份参与对苏战争,并实现“分治合作”的中国图景,以免有一天这个广土众民、气象泱泱的国家再次对他们形成挑战……近卫文麿释放出的那股洪水猛兽,此时已演进为席卷日本的滔天巨浪了。与这股力量相比,区区几十名“不扩大派”将校,不过是汪洋中的几座孤独的、随时可能被吞噬的小岛礁而已。

  对这种微妙而浩荡的人心变迁、时局变化,高宗武抱以一种静态的、近乎刻舟求剑的态度,这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大错。更不必说,所谓近卫文麿与陆军“不扩大派”的合作关系,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这是一个错上加错的判断。

  高宗武的错误,又何止这些!1938年4月3日,在说服董道宁、携带影佐书信回到武汉后,他这么告诉周佛海:“日本为解决事变,抱着从未有过的道义方针,风格很高。因为按日本的国力来说,完全有余力干下去。”(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也就是说,日本“和平派”不仅有诚意、有实力,还有着远超伊藤博文、桂太郎的胸襟和视野。他们可以灭亡中国却不求灭亡,可以订立城下之盟却决心公正大度。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所谓“道义方针”,不啻于天方夜谭。无论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还是多田骏、影佐祯昭,从来也没有过什么道义观念。他们决心以相对温和的条款结束战争,不过是因为苏俄的威胁、日本的内忧外患,以及中国的不可轻侮。至于那些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力量、没有觉察日本巨大危险的人,更是恨不得连皮带骨地吞噬下所有的战利品。3月27日,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等人在浅水湾饭店聚会这一天,华北方面军宣布,占领区内的所有煤铁、电力和交通资源都归属日本人所有;同一天,中国联合银行开始废止法币、发行伪钞,试图垄断华北五省的利权。紧接着,次日也就是3月28日,华中方面军也如法炮制,他们不仅宣布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成立,还为“华中开发公司”举行挂牌仪式,以控制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些都被大肆渲染、见诸报章,高宗武却视如不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恰恰发生在他认为日本“抱着从未有过的道义方针”的同时。

  “道义”如此,高宗武所说的“有余力”也同样靠不住。也是1938年3月,原棉和棉布已经在日本市场上脱销了,“铁稀少得跟黄金一样”。一个《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报道说,“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一个炒菜的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与此同时,农林省的几个化学家,“开始研究用老鼠皮制革”。这个月份,内务省假惺惺地宣布,最高劳动时限还是12个小时,“如果确有需要,也可以再加班两个小时”。消息传出后,即使最驯服的媒体也加入了冷嘲热讽的行列。因为,对日本劳工来说,每天劳作14个小时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年初春,在第73届日本议会上,近卫文麿一口气抛出了多达八十余项、被称为“打破历来纪录”的议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度预算案”、《电力管理法》和《国家总动员法》。3月8日,高达80亿日元的年度预算案通过了,其中48亿是“临时军费”也就是对华战争支出。加上几个月前获批的30亿日元“临时军费”,日本人的赋税负担达到了正常年景的四倍。3月29日,《电力管理法》也毫无争议地出台了,从这一天起,东京最繁华的街区银座,霓虹灯长久地熄灭了,直到十余年后才重放光明。及至4月1日,当《国家总动员法》问世后,物质的匮缺甚至蔓延进了皇宫:这一天,内大臣汤浅仓平期期艾艾地告诉天皇,从此以后,他无法再品尝来自法国的洋酒了,不过日本清酒倒是应有尽有;为给千万国民做个表率,国产香烟和雪茄也将替代以往的舶来品,尽管日本烟草的质量绝谈不上有多好。而在这份缩减宫内开支的清单上,还有一项让天皇大失颜面的措施:他的名片和赐礼将改为银制品,“而不是以往的黄金制品”(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钢铁、煤炭、机械、石油、粮食、棉布、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统统被纳入了国家统制的轨道。八十余项新法令,就如同八十余条大绳索,将七千万日本人捆绑在忍饥受饿、挥汗劳作、流血流泪、朝不保夕的天罗地网中。即使如此,捉襟见肘依旧处处可见,其中最成问题的是兵力。过去几个月,陆军省好不容易装备了6个师团的新兵,准备投入中国战场;但关东军抗议说,苏俄边防军又一次增兵了,满洲的敌人已达到40万之多,无论如何也要划拨一两个师团给他们。无可奈何之下,近卫不等《国家总动员法》生效,宣布从4月份开始就实行各级学校的全面军训;但陆军省又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征兵合格率不足七成……

  石原莞尔预言过的投入15个师团、耗费50亿日元军费以及几万人的伤亡,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沦为一个天大的笑话了。在中国战场,仅有36个师团的日本陆军,已经投入了21个师团,并付出了十余万人的伤亡,但中日战争依旧遥遥无期。几个月后,影佐祯昭的一席谈话,或许可以折射出陆军统帅部的黯然心情:“我们参谋本部的军人,已经从全局上清楚地看出日本的兵力和攻守能力达到了极限……在中国本土上发动战争,背离了预定方针,是一个重大失误。”(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也就是说,表面上,日军节节取胜,但这种

  战术性的进展,丝毫不能弥补它战略性的挫败。更不必说,在国际舞台上,它失道寡助、四面楚歌,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高宗武自诩精明,但他所说的“道义方针”、“完全有余力”,与他所判断的近卫文麿立场、日本“和平派”的实力一样,是完全错误乃至南辕北辙的。作为“低调俱乐部”探听战和动态的使者,这些错误无疑会深重地影响周佛海等人的选择,乃至影响未来的历史。

  不幸的是,对高宗武的种种说法,周佛海深信不疑。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高把董在东京得到的印象告诉周佛海……周听后受到极大影响,坚定了对日进行和平工作的决心。”(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更不幸的是,此后几个月,“低调俱乐部”就依据这些判断,开始了一意孤行、不惜代价的谋和活动。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它导致了众多“低调俱乐部”成员的身败名裂,以及那场中国抗战史的最大悲剧。

  无论如何,1938年4月5日,在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细细商议之后,高宗武就携带着影佐书信,面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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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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