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1】厥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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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十年后,围绕着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反应,以及十几天后高宗武、西义显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再次会谈的情形,几个当事人出现了各执一词、截然相反的说法。1971年,在接受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访问时,高宗武谈道,看过影佐书信后,蒋介石一言不发,只是叮嘱了他一句,“这件事不必让张群、何应钦知道”。(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也就是说,蒋介石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但,西义显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

  在回忆录《悲剧的证人》中,西义显详尽回顾了1938年4月16日他和高宗武、董道宁再次会谈的情形,并写到了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答复。他说,3月28日,在高宗武、董道宁前往武汉后,松本重治也回到上海,伊藤芳男则带着高宗武出现、“低调俱乐部”决心谋和的消息赶赴东京知会影佐祯昭,“浅水湾饭店只剩下我自己了”;他说,在大约三个星期的等待后,“4月16日早晨,我最挂念的董道宁出现在我所下榻的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凉台上,他的神色显得特别愉快。正当我们放心地举杯庆祝时,高宗武也来了”……

  之所以最挂念董道宁,是担心他的私自访日可能导致被囚禁、判刑乃至枪决。但这一天,董道宁不仅安然无恙,他和高宗武还都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蒋介石免去了他们的外交部职务。众所周知,身为外交官却私访敌国,哪怕不是死罪也必将引发舆论的哗然;但在被免职后,他们只是一介平民,无论往返上海还是私赴东京都不过是区区小事。换而言之,蒋介石不仅默认了董道宁的访日,他还为他们的进一步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其默许、鼓励的意味极为明显。

  蒋介石之后,周佛海也作出了新决定。在和高宗武连日会谈后,周佛海已决心扩大接触、对日谋和。为此,他在香港设立了艺文研究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并任命高宗武为所长,董道宁为研究员;他们将和梅思平、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其余成员一起,组成中日和平活动的前哨站。

  更重大、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则是以一种近乎绝密的方式传达的。这一天,在介绍过武汉之行、他们的新职务后,高宗武以异常郑重的语气谈道:“有机密事,须和西义显单独相商,请董道宁回避。”对此,董道宁很不乐意,但在高

  宗武的一再催促下,他到底走出这个房间了。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高宗武开口了。他

  说:“蒋介石读了影佐大佐的书信,非常感动,特别要我通过你向日本当局作如下传达。这是他向我口授的……由于太重要了,请好好听一下。”

  他说,蒋介石告诉他,“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予敌将。影佐敢这么做,足见其对两国和平所抱有的诚意……我方亦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表示感激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放心”。

  在作出这个保证后,蒋介石谈起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理解,并表达了他的和谈愿望。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一是为了全力对苏、避免两线作战;再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原料和市场。而中国之所以应战,“是由于不战就不可能亲日,至于胜败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应战才能促使日本反省,才能让日本以平等之心对待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并不是必要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愿以现实的态度、足够的诚意,在三个前提下与日方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先行停战”、“满洲与蒙古留待日后再谈”,以及“日方绝对尊重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日方认同这三个先决条件的话,那么,以孔祥熙为首的行政院,随时可以与日方开始具体谈判。

  高宗武最后说:“以上,是蒋介石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请你原原本本地把它传达给影佐大佐吧。”

  西义显的以上回忆,内容丰富、细节翔实。但对此,高宗武只有一句话的回应,“这些都是他虚构的”。而在他们之外,松本重治也提供了第三种说法。

  在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上海时代》里,松本重治言语确凿地谈道:1938年6月,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在浅水湾饭店再次会面两个多月后,高宗武亲口告诉他,对影佐书信,蒋介石确实没有表态;但在和周佛海商量后,“高君于4月中旬来到香港,与正在那里等待的西君会谈。高君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西君说:蒋介石的想法是,在他以往坚持的条件下,可以和平谈判”。

  也就是说,西义显所说的浅水湾饭店传达口谕,并不是虚构的;但所谓“蒋介石口谕”只是高宗武编造的产物。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毫无疑问,高宗武的“虚构说”,几乎不可能成立。1938年4月19日,也就是与高宗武再次会面三天后,西义显就乘坐日本轮船“靖国丸”急急前往东京,向众多“不扩大派”将校转达了这个口谕。对此,无论多田骏、本间雅晴还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后来都谈及了此事。以西义显的立场,他在几十年后或许会编造这个口谕,但在当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不会这么做。

  高宗武的矢口否认,很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毕竟,在他的一生中,蒋介石对他有过太多的恩惠。而到1971年,对日谋和无论如何也不是光彩之举,哪怕蒋介石依旧严守着“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的底线。与此相对比,松本重治的“编造说”不仅符合高宗武的温州人性格,也符合“低调俱乐部”一意谋和的心态……

  但,更大的可能却是,这个口谕真实地存在过。

  “先行停战”、搁置满蒙问题、“尊重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不就是蒋介石始终的底线吗?不就是他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中的立场、在“陶德曼调停”中的要求,以及他的一贯态度吗?更重要的是,在台儿庄大捷的背景下,它也符合抗战初期蒋介石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心思。

  作为鲁南会战的一部分,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24日开始。这一天,在濑谷启少将的指挥下,万余名日军向这个毗邻大运河的集镇发动了猛烈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谈道,此后十余天,这个仅有三千多户人家的小市镇,“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当时在战地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则以“炸裂了的土地”描述日本炮火的凌厉。但即使如此,日军的战报依旧充斥着沮丧、不安和挫败感:3月24日,“黄昏以一部突入台儿庄城墙东北角,但受到反击未能成功”;次日,“击退逐次增强的敌军围攻”;又一天后,“仍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直到3月29日,日军依旧毫无进展。无奈,坂本顺少将率领的第5师团一部增援台儿庄,

  台儿庄战役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此后九天,在一间间石屋、一条条街道的反复易手中,这个古老的市镇已经看不到几栋没有坍塌的房屋了。

  《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写道:“我越走近这座小镇,看到的尸体就越多……流经附近的大运河,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而日本战报这样描述着中国士兵的形貌:“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海,并非我军所独有。”及至4月7日清晨,在十余万中国生力军行将合围台儿庄之际,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令,台儿庄战役以中国的完胜结束了。

  台儿庄战役给日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仅仅在这弹丸之地,就有2369人战死、9615人负伤,相当于淞沪会战的四分之一。更不必说,日军投入战场的,是最精锐的第5师团、第10师团,而中国方面使用的是西北军、川军、奉军等杂牌部队。战役结束后,坂本顺被迫转入预备役,而他的顶头上司、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则考虑过剖腹自杀。作为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的以弱击强、“以筷子挑翻战车”,极大地鼓舞了四万万人的抗战决心。在各个城市张灯结彩、无数人上街游行之际,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却心情黯然地谈道:“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歼灭日本军队了……”

  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认为媾和时机已经成熟。不是吗?在苏俄的威胁下,日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而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已经让曾经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彻底破产了。不是吗?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亡,在无处不在的悲观论调中,“胜可言和、败则再战”,就成为他对战和大计的基本方略。他要以中国的胜利,换取光荣的和平,从而在“攘外”与“安内”之间重新作出选择。

  1938年4月7日,也就是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这一天,他亲手拟定了一份宣传大纲。这份大纲第五条写道,“对敌加以笔诛之际,止对于日本军阀,绝不可报道对于日本皇室及民族之诽谤”。很可能,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和谈留下余地的一个手笔。

  4月9日,也就是高宗武转交影佐书信四天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重视和谈与准备。”考虑到时间如此吻合,几乎可以断言,西义显所说是真实的。

  又几天后,4月13日,也就是高宗武再次赴港前夕,周佛海的日记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应陈济棠之宴,未终席,赴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与蒋介石的日记、宣传大纲相印证,这个“秘密使命”,应该就是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和谈口谕……

  无论如何,1938年4月19日,西义显就带着这个口谕,匆忙地赶往东京,以寻求中日和平的新契机了。但他没有想到,在一路奔波、抵达日本后,他又一次听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他后来回忆说,4月27日,在参谋次长多田骏的办公室,“我拼尽全力热情地演讲,但是,本应为‘不扩大派’总帅的多田中将,还有以军阀内部的自由主义者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少将,都像大佛一样沉默,三缄其口而不发一言。这反常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原来,几天前,在近卫文麿的推波助澜下,参谋本部已批准了“徐州会战”计划。如果说,从派兵华北到发表《对华声明》,中日和平已走进了死胡同的话,那么,这个决定也让董道宁访日、影佐书信带来的一线转机,再次搁浅了。西义显后来谈道:“我回到东京时,徐州会战已到决定阶段,日本朝野更加盲目乐观,竟不愿听取与之相反的政见……即使与此有特殊关系的影佐,面对这一情况也无能为力,只好白白地让时间过去。”(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所以发动“徐州会战”,与近卫文麿的辞职想法有关。

  至迟在3月17日,近卫就产生了辞职的念头。这一天,他告诉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已让天皇深感不安;过去几个星期,无论汤浅仓平、木户幸一还是宫廷侍从长藤田文德,都在悄悄地告诉他,天皇日渐“消瘦”、“憔悴”、“垂头丧气”。对大臣们的种种宽慰之辞,比如战争将很快结束、近卫能够控制局势,他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这让近卫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作为“五摄家”之首、日本历史上最受器重的首相之一,倘若无法为天皇分忧,他无法想象未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他。但在几次如意算盘落空后,对逼迫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体面地结束战争,他

  已经毫无信心了。

  天皇之外,让他如鲠在喉、敢怒不敢言的,还有陆军大臣杉山元。

  几乎从组阁的第一天起,风华正茂、被称为“聪明绝顶”的近卫,就被这个貌似愚钝、绰号“傻瓜元”的老军阀牵着鼻子走。对“统帅权”的应用,杉山是如此得心应手、不留余地,以至于近卫无计可施。近卫记得,战争爆发之初,他曾授意拓务大臣大谷尊由在内阁会议上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起,“军事行动将至何地为止”?但杉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有些过意不去,他回答说:“大致预定到保定、永定河一线吧。”这时候,被称为“老朽昏庸”、“脾气很好”的杉山对米内怒目而视。他训斥道:“此等场所,何以竟发是言?”(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

  对杉山来说,内阁会议不过是“此等场所”。而在“统帅权”之外,还有“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为制衡杉山、参与战争决策,1937年11月20日,近卫奏明天皇,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作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的第三个大本营,近卫试图步伊藤博文、桂太郎之后尘,以文官身份裁决军事问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次他发表了不同于杉山的观点,杉山就暗示他,他很可能辞去陆军大臣职务,并且不再派出新任大臣。这么一来,原本为了对付杉山的大本营制度,反而成为他挟持内阁、对抗“不扩大派”的筹码。三个月后,参谋本部就单方面中断了联席会议。

  又何止于此!说起与杉山共事的大半年,近卫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他告诉原田熊雄,2月16日,天皇训斥了杉山,据说杉山诚惶诚恐、狼狈万分,但当天傍晚,他就坐飞机前往了华北;没有人知道他在华北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次日华北方面军就渡过黄河,在没有得到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鲁南会战。近卫悲愤地说,“陆军所有的行动,都是这样干的”。他虽贵为首相,却只不过是个摆设,“我感到我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和政局》)

  凡此种种,让近卫度日如年,苦不堪言。他想起了过去四十多年优雅、闲适的生活,想到了那些只要发表无关痛痒的议论、就能引发阵阵喝彩的日子。他开始厌恶清晨起床,开始愤恨准时赴会。他最头疼的,就是在他谈论文艺、“忧伤”和王尔德的剧本时,内阁又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处置种种政务。在他的坚持下,每周的内阁例会从早晨拖到了中午、又从中午改成了下午,即使如此,他也往往要迟到一两个小时。渐渐地,他开始发现,这个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其实是个最倒霉的差使。

  他的辞职念头渐渐坚定。3月29日,他终于走进皇宫,向与他有着君臣名分、实则情同手足的天皇提出辞职。但他没有想到,此举却促成了“徐州会战”的发动,并阴差阳错地导致他与中日和谈的最后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对近卫的辞职要求,37岁的裕仁天皇既感惊讶,又有些不满。过去几个月,近卫的日子不好过,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为躲避战争带来的烦恼,他屡次提出去叶山皇家别墅住些日子,但那些近侍重臣总是提醒他,作为全国臣民的典范,战争期间他应该呆在皇宫里。他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去宫内的“海洋生物御研究所”打发时间,但这些人依旧不依不饶。他们说,哪怕无所事事,也不能有任何闲情雅致……

  一开始,天皇好言相劝。他语气平和地告诫近卫,在这个困难关头,“近卫家的子孙怎能不与朕同舟共济”?但近卫恃宠而骄,他喋喋不休地说起了自己的种种难处:上任以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长此以往,必将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陆军压根不听他的,任凭他三令五申,他们依旧自行其是。他甚至自怨自艾地谈道:“要我这样有名望而无实权的理想主义者负责这个局面,是极端困难的……”(原田雄熊,《西园寺公爵与政局》)

  天皇又宽慰了他几句,并且保证说,无论他要采取什么措施,宫廷都将支持他。但近卫依旧不肯罢休,这么一来,天皇被激怒了。

  天皇尖刻地质问说:“卿是要朕自己组织内阁吗?……”

  到了这个地步,近卫到底不敢说下去了。紧接着,汤浅仓平、铃木贯太郎乃至西园寺公望,众多元老重臣也纷纷劝告他收回成命,以免引发天皇的新烦恼。近卫进退维谷,干脆躲到东京郊外的荻洼别墅找清净去了。

  这时候,是他的一群亲信,为他指出了一条新路子。

  这些亲信,包括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以及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这样的名门之后,包括岩永裕吉、岩渊辰雄这些“昭和研究会”成员,也包括著名记者、几年后被判处死刑的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等人。远在近卫担任首相之初,这些人就以“早餐会”的形式讨论着内阁的种种决策;尽管爱睡懒觉的首相很少参加聚会,但对他们的意见,他向来很重视。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这一天,“早餐会”成员,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为首相带回了这些人的新建议:既然日军依旧节节取胜,与其挂冠而走,让世人发现他留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不如改组内阁,而后以“宽大姿态”结束战争。他们认为,这么做的话,尽管近卫无法跻身伟大日本人的行列,但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与九个月前的“俾斯麦之故智”一样,这个建议让近卫眼前一亮。不是吗?他的主要烦恼是由杉山元引发的,只要将杉山赶出内阁,不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吗?既然天皇已经许诺支持他,放逐杉山又有什么为难的呢?更重要的是,直到此时,外界还以为他是“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之一,只要中日媾和成功,他或许能以力挽狂澜、自始至终谋求和平的形象载入史册……

  他为此回到了首相官邸,并且一改先前的萎靡、悲观、唉声叹气,又一次变得兴致勃勃了。在和那些亲信、智囊细细商议后,他不仅决心放逐杉山元,他还打算勾掉内阁名单上的另外几个名字,以确保中日和谈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广田弘毅。作为“牵线木偶人”,广田弘毅不仅对陆军俯首帖耳,对他也言听计从。但在近卫看来,无论“对华三原则”还是“陶德曼调停”,广田给千万中国人的印象都太过恶劣,撤换他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和谈信号。在此之外,对广田弘毅,他也有着一种隐隐的恨意:尽管派兵华北、改变“陶德曼调停”乃至发表《对华声明》,都以他的意见为主,但身为外相,广田却从不阻止,任凭他一错再错,岂不是大大的失职?

  广田之后,则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文部大臣安井英二。

  作为日本战时经济的奠基人,贺屋兴宣被称为“理财圣手”。他独创的“财经三原则”、他惊人的聚敛天才,几乎可以和纳粹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博士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安井英二操纵舆论的才能也颇为可观,他曾在一夜之间制造了“举国一致”、“膺惩暴戾支那”的狂热氛围。这些事例曾让近卫津津乐道,但如今时过境迁,他们已成为近卫下一步行动的绊脚石了。特别是贺屋兴宣,近卫认为,只要撤换了他,陆军就不敢恣意扩大战争……

  但,撤换他们容易,驱逐杉山元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远在2月16日御前会议后,内大臣汤浅仓平就不断暗示杉山元,天皇已经不再信任他了,还是早早辞职为妙;但杉山装聋作哑,甚至表情憨厚地谈道,引发天皇烦恼是臣子的罪过,“只有加倍努力解决事变”。对此,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评论说:“杉山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宫廷要他下台的暗示在内,抵抗了几个星期……”

  决心改组内阁后,近卫召见了杉山。这一次,他有恃无恐地说,倘若杉山还不肯辞职的话,天皇将亲自下诏罢免他。在日本政坛,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真闹到那一步的话,除了剖腹自杀,杉山没有别的路好走。至于继任陆军大臣人选,也由不得杉山做主。近卫告诉杉山,倘若他加以阻挠的话,天皇将直接任命陆军大臣。

  直到这时候,杉山元依旧不慌不忙。他告诉近卫,辞职可以,但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改组内阁必须拖延一些时日。杉山说,倘若暴露内阁分歧的话,中国的态度将更为强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放出一些风声,做好一些铺垫,以便让这次改组显得自然而然。他提醒近卫:无论决心和谈还是继续战争,这么做都有好处。

  或许是杉山言之成理的缘故,对此,近卫大度地答应了。

  紧接着,是继任陆军大臣人选。杉山以进为退,表示将推荐梅津美治郎出任陆相;近卫忙不迭地谢绝了。在他看来,杉山依旧是“傻瓜元”,梅津才是那个煽风点火、幕后操纵的人物。他希望杉山能提名石原莞尔。

  但杉山的反对,理由十足,无可厚非:石原军阶太低、资历太浅,在陆军历史上,还没有过

  少将出任陆相的先例。近卫退而求其次,希望杉山能推荐石原的密友、时任第5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这一次,杉山同意了,但他的交换条件,是关东军参谋长、时年54岁的东条英机出任陆军省次官。

  对东条英机,近卫很感陌生。对他来说,只要杉山、梅津能够离任,他就别无所求了。他并不知道,这是杉山、梅津深思熟虑的结果:东条与梅津情同手足,并且生性莽撞、好勇斗狠,只要他在任,“扩大派”就还能操纵局势。而且,东条也与石原水火不容。对头脑简单、有勇无谋的东条,石原经常蔑称他为“东条上等兵”,甚至认为他最合适的职务就是带领几十个士兵打打杀杀的陆军小队长。这么一来,凡是石原的主张,东条一概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否定。不久后,近卫就对自己的这个许诺深感后悔了。“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担任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东条和梅津就像是一个人似的。”(重光葵,《外交回忆录》)

  众多历史学家更认为,此举伏笔了两年后东条的出任陆相、三年后的受命组阁,并伏笔了日本的加入“轴心国”、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的彻底战败。

  而在推迟改组、起用东条之后,就是“徐州会战”的发动。

  这一天,一向口齿不清、言语笨拙的杉山元极尽巧舌如簧之能事,怂恿近卫去游说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在大海对岸,千万中国人正彻夜狂欢,认为台儿庄战役意味着战争的转机;他说,该役伤亡虽大、实则无伤大局,但该死的蒋介石却利用它大做文章,说它是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战争的第一场胜利,它让四万万人改变了对战争前景的估计……

  改变这种估计的,又何止是四万万人?4月9日,也就是台儿庄战役结束两天后,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队获胜的消息传来,各方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确实溃败了”。《泰晤士报》则概括道,“英人心理,渐渐转变,咸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中国”。而在一次各国驻华武官的聚餐席上,当几名武官谈到中国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时,美国武官、后来的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大声喊道:“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凡此种种,都让鲁南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始作俑者之一杉山元恼羞成怒。他说,只有占领徐州,才能改变西方各国对中日战争的观感;他说,徐州一带,现在聚集了几十万中国大军,“只要达到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意图,就能……决定性地促使蒋政权屈服,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他最后谈道,这么做的话,不仅他可以体面地辞职,近卫也能获得对华和谈的主动权,顺利地结束战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应该发动这场会战。

  经不住他三言两语蛊惑,近卫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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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1】厥土斯民》有2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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