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2】厥土斯民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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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徐州会战的发动,让西义显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给高宗武以及他背后的蒋介石以交代。无奈之下,他在东京逗留了十几天,直到会战行将结束时才再次前往香港。“5月17日,我幸运地乘上大阪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丸,由神户启程,经神户往香港,再次驶向可爱的大海。”(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抵达香港后,他住进了九龙车站附近的半岛饭店。又一两天后,通过电话预约,他再次见到了高宗武。

  几乎一坐下来,西义显就为日本之行的徒劳无功表示了歉意。他说:“非常遗憾,关于蒋介石先生的重大提案,未能从日本带回任何答复……这一次,又没能打动日本当局,怎么说也只是尽了一点微力,应当受到谴责。”

  紧接着,他又谈起了对中日和平工作的新估计。他说,尽管徐州会战耽搁了两国和谈,但它也不全然是坏事。几天后,日本内阁将全面改组,板垣征四郎出任陆军大臣,池田成彬出任大藏大臣,而深受中国方面信任的宇垣一成也将出任外务大臣……所有这些人,都赞成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为了中日媾和而改组的。

  内阁之外,还有陆军。板垣征四郎替代杉山元后,影佐祯昭将从参谋本部调任陆军省,并出任军务课课长。更重要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新任军务局局长是身患疾病的中村明人少将,此后几个月,影佐将代行中村的职权。凡是了解日本政局的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概括说,“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约翰·亨特·博伊尔更谈道:“影佐新职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职责是与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系。”(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也就是说,作为陆军的政治代言人,影佐将是板垣的左膀右臂,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内阁决策。在西义显看来,参谋本部原本就是“不扩大派”的大本营,现在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又即将执掌陆军省,中日和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而在作出这些分析后,西义显又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高宗武迅速返回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日本政局的新变化。他说,尽管徐州会战使两国和谈山重水复,但近卫的谋和决心、日本内阁的改组以及影佐的新职务,都将使中日和平柳暗花明,“这一点,请(蒋介石)充分地加以注意”。

  这个建议之后,西义显更希望高宗武步董道宁之后尘,尽快访问日本。他说:“如果你能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东京当局建议的话……这一事件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而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定无疑的。”他并且说:“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欢迎你到日本去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但对这个建议,高宗武却沉默良久,一言不

  发。

  5月30日,高宗武飞抵武汉,以便向蒋介石汇报日方的回音。在此之前,5月27日,通过NHK(日本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他已经确认了西义显所说的日本内阁改组;又两天后,新任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更公开宣称,“1月16日所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直到这时候,他才认为谒见蒋介石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高宗武能够想到吗?这次武汉之行,却堪称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一次,他不仅没能见到蒋介石,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再见过他;更重要的是,此次在武汉逗留的六天,是他在自己土地上、在青天白日旗下栖息的最后日子。从此以后,他开始了大半生的漂泊零落,直到56年后埋骨异国。

  抵达武汉当日,高宗武就求见蒋介石。《周佛海日记》记载,“宗武自港来。一时半偕宗武到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二小时。三时半送宗武至布兄处”,而所谓“布兄”就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但出乎高宗武的意料,这一天,蒋介石却拒绝接见他。

  次日也是如此。直到6月1日,在高宗武第三次求见、并呈递上一份简单的报告书后,蒋介石才通过陈布雷向他传达了一个口谕。语气之森严、态度之决绝,让高宗武如遭重创,呆若木鸡。

  首先,所谓“和平工作”到此为止。什么日本内阁改组、什么陆军“不扩大派”,蒋介石既不想听,也不愿加以理会。倘若高宗武一意孤行、继续谋和的话,“以谋逆罪名处置”。

  其次,高宗武已不再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战和大计已不在他的置喙范围之内。对他的新职务,艺文研究会所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不愿越级干涉,他也可以继续前往香港。但除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外,“严格禁止其它活动”。

  最后,从即日起,停止发放每月八千元的活动经费……

  这道口谕,标志着“高宗武—影佐渠道”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他一向青眼有加、极为赏识的高宗武,他又为什么下达这么一个几乎不留余地的口谕呢?

  毫无疑问,这和蒋介石倔强而自尊的性格有关。他以中国最高领袖之尊,回应一个区区大佐的来信,姿态之低、诚意之足,都堪称空前绝后。但他等来了什么?他等来了日本人不知死活的轻蔑,等来了“徐州会战”的爆发。此举不仅让他觉得所谓“影佐渠道”毫无价值,也彻底地激怒了他。

  性格之外,它更和蒋介石对战和大计的新判断有关。在此之前,他认为日本人虽然狡诈、蛮横,但作为东亚先进国家,必定秉持着明治时代以来的理智选择和清醒判断;但从《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陶德曼调停”到影佐书信,日本人一次次的翻云覆雨、背信弃义,让他瞥见了日本政局的真相。它混乱、动荡,有着种种先天不足,以至于陆军挟持了内阁;它盲目、短视,如同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以至于为了平衡各个派系,不惜一次次地破坏对它来说性命攸关的战和大计。无论中国作出多少让步、达成怎样协议,只要有一个大佐反对,这些协议就很可能沦为一张废纸。更不必说,自从战争爆发,蒋介石从来就没想过要作出什么让步。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蒋介石已决定不再对日谋和。此后几年,尽管中国一次次地面对着山穷水尽的局面,尽管日本人一次次地伸出和谈的橄榄枝,但他要么抱以姑妄听之的态度,要么将之视为“政治战”的手段,并屡屡勒令日本人“限期答复”。他的这个决心如此重大、如此影响深远,以至于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1日,可以视作中日战争的又一个分水岭。西义显后来评价说:“这件事使他感到日本军阀政治是根深蒂固的……即使近卫内阁的改组,也不能改变既定政策。只要是军阀统治下的日本,蒋介石就不再信任。”

  而这个决心,或许也和花园口的滔天洪水、千万人的流亡与死难有关。

  5月20日,徐州会战结束了。日本人出动了7个师团20余万大军,仅仅占领了一座空城。日本战史后来评论说:“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于5月中旬向西南方从我包围间隙冲出。在直径达百数十公里的辽阔大平原上,以区区几个师团准备围歼敌军,但因网孔过大,到处有空隙,战果之微出乎意料。”(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即使如此,徐州的沦陷也使中国抗战进入了极为悲观的境地: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作为津浦、陇海两大交通动脉的枢纽,占领徐州后,日军可以沿陇海线大举西进,并和沿平汉线南下的华北方面军夹击郑州;更要命的是,从徐州撤出的几十万中国大军还在向武汉缓缓行进,一旦郑州失守,武汉将旦夕沦亡。在众多政府机构、大量物质和各地新兵聚集武汉之际,倘若无法组织起“武汉保卫战”,中国将面临精华尽失、无兵可战的灭顶之灾。

  在这个关头,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阻止日军的迅速南下。

  远在1935年8月20日,德国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就提出,一旦中日开战,“黄河则为最后的战线……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但当时,哪怕是对这么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蒋介石也犹豫不决。他先是在这份建议书的中译本上作了“最后抵抗线”的五字眉批,随即又划掉了。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1938年4月13日,陈果夫又上书说,一旦日军逼近河南,“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岸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紧接着,伴随着徐州的日渐危亡,程潜、陈诚、白崇禧乃至冯玉祥……众多高级将领也纷纷提出了“以水代兵”的建议,但蒋介石始终无法下定决心。5月15日,他下令发动兰封会战,试图将日军阻挡在黄河北岸。

  但兰封会战很快失败了。5月24日,兰封沦陷;又五天后,商丘失守。6月1日,在日军行将打通津浦、陇海两线并随时可以进逼武汉之际,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决堤命令。

  负责决堤的,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他先是选择了中牟县的赵口河堤,但在四天四夜的挖掘后,“仅流丈余……水道堵塞不通”;紧接着,千余名士兵又挖开了第二道决口,但决堤仍告失败。无奈之下,商震派出了新八师上尉参谋熊先煜,以及工兵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和水利专家张国宏四人,沿着黄河大堤寻觅新址。

  6月7日凌晨,他们来到了花园口河堤上。这时候,开封也已经沦陷了,日军正逼近铁路枢纽郑州。几十年后,熊先煜谈起了那个中国抗战史的最悲怆时刻:“河堤上,有一个冷清的关帝庙。庙中无人,门大开,我们全都进去了……我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决定在花园口决堤后,“众人神色庄严,泪光蒙眬皆不能言”。熊先煜一再逼问张国宏:“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张国宏却目光呆滞、答非所问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这时候,工兵营长黄映清扑通一声,跪在了河堤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紧接着,其余三个人也都跪了下去。熊先煜后来谈道:“(我们)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2团9连的官兵来到堤上,我们才住声。”(熊先煜口述,《花园口决堤真相揭秘》)

  在几百名中国士兵、两千余名沿岸民工的努力下,6月9日,滚滚黄水终于漫出了大堤。这一天,苍天也为之哭泣,干旱已久的豫东平原迎来了接连几天的瓢泼大雨。水借雨势,雨助水威,黄河两岸的十余万日军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2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众多中国人更亲眼目睹,驻防开封的土肥原师团为此元气大伤,“全师团之机械化军器……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更重要的是,大水为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评论说:“这个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入侵者暂时被阻滞,进攻武汉的战役,可能被推迟了三个月。”

  但,在无边大水中死去的,不仅有万余名日军,还有大约89万中国居民。大水漫过河南、漫过安徽,并漫向了苏北,所过之处,鸡犬之声不闻。一个特定的地理名词“黄泛区”出现了,它至少包括44个县份,涉及一千万人口。历史学家弗兰克·多恩后来写道:“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还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的庙宇的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花园口决堤让蒋介石终生为之不安。近十年后,在内战又起、南京政府处处捉襟见肘之际,他依旧投入巨资,试图让黄河回归故道;直到晚年,他依旧绝口不提此事。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奇耻大辱的话,那么,对蒋介石来说,花园口大水却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病。他把这笔账算到了日本人的头上,为此恨之入骨。

  何况,5月30日,高宗武初次求见时,他正在为是否决堤徘徊不已。6月1日,也就是高宗武第三次求见时,他刚刚下达了决堤黄河、“以水代兵”的密令。

  无论如何,蒋介石的这个口谕,意味着高宗武、西义显领衔,以周佛海、影佐祯昭等为幕后人物的“和平工作”,彻底地寿终正寝了。西义显接近一年的游走奔波、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的访日决心,以及影佐祯昭的冒死投书,都在花园口的滔天大水中化作泡影了。从此以后,中国只面临着一种命运选择,而日本,也是如此。

  但,在此之际,却有一个人决心改变“和平工作”的走向,并将这个注定要夭折的努力维系下去。他为此抛出了“和平第二方案”,决定在蒋介石、近卫文麿之外,组成斡旋中日和平的“第三势力”,以制造和平舆论、聚集和平人士,并在时机成熟时作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这个人就是周佛海。

  自从授意高宗武私自赴港,三个多月来,周佛海的心情大起大落,纷繁而复杂。3月5日,也就是高宗武在上海与松本重治会谈、影佐祯昭也将书信交给董道宁那一天,他在给寓居香港的妻子杨淑慧的家书中写道,“最好是我能(亲自)赴港”;几天后,3月13日,在另一封家书里,他又叮嘱说,“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随信并附“致宗武夫妇一函”。及至3月21日,也就是高宗武目睹了影佐书信、听闻了陆军“不扩大派”的存在后,“高宗武……便回到香港,从香港以长途电话打来汉口”(周佛海,《我的斗争记》)。这一天,周佛海大喜过望,他告诉他的妻子:“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

  但他却最终没能成行。3月27日,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等人在浅水湾饭店聚会时,陈布雷给他打来了电话,“谓余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闻之不胜懊丧。”

  在这样的“懊丧”后,他却迎来了中日和平的最大转机。4月5日,在蒋介石下达准备和谈的口谕后,他送走了高宗武,并以一种望眼欲穿的急切等待着日本的回音。但在四十多天的翘首期盼后,5月20日,他却等来了西义显之行徒劳无功的结果。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接宗兄缄,所事渺茫。此本为余意料之结果,惟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

  而在蒋介石下达不再谋和的严令后,他与高宗武连日商量对策。6月1日,《周佛海日记》记载,“过江返寓,饭后小睡……即至德明访宗武,六时回寓”;次日,“八时半起,宗武、孝炎来谈”;6月3日,“十时散会,赴宗武处略谈”;6月4日,“十时散会,仍到宗武处略谈……午约笔江、宗武便饭”……

  也是在这样的交谈中,他私自谋和、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决心渐渐坚定。他并且为这个方案物色了一个主角,这个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同样有意谋和的孔祥熙、张群或何应钦,而是一个有着辉煌早年、曾是孙中山接班人和中国国民党的头号领袖、被称为“望之可亲、即之也温”的大人物。

  这个人有着高洁的品行、绝代的风华、无可挑剔的资历和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对中日和平有着无人堪与比拟的热切和期盼。周佛海认为,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他都是“和平第二方案”主角的不二人选。

  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二号人物,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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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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