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3】厥土斯民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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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 1883 年 5 月 4 日, 他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名县衙里的师爷。 作为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他自幼深受父母的宠爱。但他 13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次年,他 75 岁的父亲也撒手西去。 从此以后,他孤苦伶仃,依从他的长兄汪兆镛度日。


  他聪明绝顶, 少年清发,17 岁就连中县试府试,并且都名列第一。 他被称为“文气磅礴纵横”,天才之名传于邑中。不久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他为家庭教师,由此开始了自谋生路、抚养寡嫂弱侄的艰难生活。 他后来回忆说:“父亲殁后,并无遗产,我衣食住之费,都仰给于长兄。至 17 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平均得膏火银 20 元左右。18 岁三兄病殁,19 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持此度日。”(《汪精卫自述》)
  
  在几年困苦、低沉的日子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生命的转机。 1904 年,他考取了留学日本的官费生资格,付梓东渡,并由此开始了将自己的名字镌刻进这个古老国家皇皇史册的壮丽早年。
  
  这个镌刻, 与他的生逢其时、 风云际会有关。 这一年,在聚集日本的 2395 名中国留学生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名字: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鲁迅、胡汉民、戴季陶……与汪精卫一样,他们大多来自偏远的县城或集镇, 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 抵达日本之初,他们还大多蓄着辫子,怀抱着报效朝廷、安邦治世的传统之心。 但不过几个月后, 这种古老的、仿若历代儒生的志向,就如同出土的木乃伊那样,迅速地风化瓦解了。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 这些来自西洋的科目, 让他们重新打量自己身处的世界。 在声光电化、法政实业之后,纷至沓来的,是一些前所未闻的词汇:自由、民权、宪政、革命、竞争、进化、华盛顿、西乡隆盛…… 他们为此创办刊物、寻求新知;他们为此集会结社,并一再发出 “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 在不经意间,他们站在千年历史的转折点上,并渐渐成为一股堪与紫禁城分庭抗礼的力量。 在人类历史上, 这样的极少数青年就可以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例,也不过是区区几个。
  
  这个镌刻,更与他出色的文笔、恣意汪洋的口才以及有口皆碑的人品有关。 1905 年,几千名青年怀抱着埋葬传统政治、缔造现代中国的梦想,与孙中山结合了起来。 这一年,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出任执行部庶务、宋教仁出任司法部检事长,而汪精卫也成为评议部评议长。 一时之间,这个年仅 22 岁的青年,成为中国革命党的主要领袖了。
  
  而次年《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更使他名噪一时,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1905 年年底,围绕着“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新民丛报》开始了长达年余、 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一开始,《民报》以章太炎、陈天华为主要撰稿人,但他们面对的,却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论战之初, 梁启超一口气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大占上风。
  
  这时候,汪精卫写出了《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一文,认为梁启超的中国民众“程度太低”、“不具共和国公民资格”等言论,不过是为独裁专制张目。紧接着,《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 ……一系列条分缕析、 富有煽动性的文章,使他替代了章太炎、陈天华,成为大论战的
  
  《民报》主角。 几年后,在谈到汪精卫的决定性影响时,孙中山依旧感慨不已:“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孙中山全集》) 他由此奠定自己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了。
  
  而 1910 年的谋刺摄政王载沣,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众口相传、万众景仰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1909 年 12 月, 汪精卫携带喻培伦、 黄复生、但懋辛、陈璧君等几名青年北上,以“守真照相馆”为掩护,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如果说,他的加入同盟会、 与梁启超论战, 无处不在的是“青年意气”的话,那么,这个惊天手笔,不仅与同盟会的四分五裂有关,也和晚清以来在知识青年中激扬鼓荡的“烈士之气”有关。
  
  这种“烈士之气”,以谭嗣同为先驱。 1898 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慷慨赴死,并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烈诗篇。从那时起,这种“烈士之气”就成为一代青年的普遍风骨, 让他们以头颅作笔、 鲜血为墨, 去书写一个国家的绝望和希望、 新生与转机。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1905 年,在写出《暗杀时代》后,27 岁的吴樾在北京安徽会馆设宴与友人诀别。三杯过后, “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歌声渐渐响起,曲音渐成徵声、举座为之饮泣。这时候,吴樾纵声放歌,旁若无人。 次日, 他在谋刺出洋五大臣的炸弹中化作齑粉。
  
  又几个月后,为平息同盟会的内部纷争,31 岁的陈天华在写下《绝命书》后,纵身跳进了日本大森海域的冰冷海水。 此后几个月, 他的灵柩被送出东京,经过上海,送往长沙,所到之处, 万人空巷, 眼泪漫天。 及至在长沙岳麓山下葬时,数万名送行者皆着白衣,长沙满城似雪…… 然后,是秋瑾、徐锡麟、熊成基……而 1910
  
  年春天,又一个照耀历史、启迪来者的名字出现了。 27 岁的汪精卫决心以自己的血,换取同盟会的再次统一,并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谋刺载沣的过程,拖泥带水,无可称道。 但在“守真照相馆”被查获,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锒铛入狱后,历时 13 天的审讯以及长达几个月的媒体报道, 却展示了一个 27 岁青年炽烈的心、纯粹的志、高洁的品行和近乎完美的形象。
  
  入狱之初,汪精卫、黄复生都声称自己是该案主谋, 极力为对方开脱。 汪精卫说:“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 见精卫行止可疑, 颇疑心……” 而黄复生则说:“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两份供状,不仅让警察署长路廷秋、巡警厅丞章宗祥为之感叹,它更让民政部尚书善耆唏嘘不已。 几天后, 善耆告诉他的一个友人:“其同党相惜、笃守友道, 大有古仁人之风…… 不意如此人物,竟入革命党。 ”
  
  紧接着,在囚禁期间,两人自忖必死。为此, 在写出洋洋四千余言《自白书》、力辩革命之必要后,汪精卫要酒要菜,“饱醉酣睡,形若无事”; 而黄复生则借来了一卷残书, 挑灯夜读。 如此景象, 让清廷为之气夺。 善耆吩咐他的手下, “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 从此以后, 汪精卫、黄复生不必下跪,在狱中照常读书看报,更没有遭遇刑讯逼供。 在后来的历史里,它被视为中国优待政治犯的最初案例。
  
  而在酒与书籍、必死之心和烈士之志外,还有诗歌。 在等待判决的 13 天里,汪精卫逸兴横飞,写下了众多诗词。 其中四首《口占绝句》经狱卒传出后,迅速被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刊载, 成为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这四首绝句里, 他首先说起了自己 “精卫”名号的由来,以及凭借一己心力、埋葬那无边无际专制大海的情怀:
  
  衔石成痴绝 沧波万里愁
  
  孤飞经不倦 羞逐海鸥浮
  
  他轻视那随波逐流、和光同尘的卑琐人生, 宁愿孤独地飞行, 也不愿自己的高洁品行沾染尘世之埃。 在此之下,他深信自己年轻的血,将化作自由的花,并催生一个文明、雄健、光华、灿烂的新中国,一如文天祥、谭嗣同、陈天华、秋瑾那样:
  
  姹紫嫣红色 从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 忍取血痕斑
  
  他还将目光投向了行将到来的那一天。 自古以来,活着难,但选择死更不易,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但到头这一生,谁逃那一日?人生在世,当然要自由、欢畅、光彩夺目,但只有死得其所,才能无愧少年的心、自由的血。事实上,死正是生的一部分, 并且将完整地诠释生。 是死的力量、高度,才使生显得苍茫、厚重起来。他为此激昂写道: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那么, 在生的彼岸, 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冰冷、黑暗、无知无觉,还是远比人间灿烂美好的净土?抑或是尘归尘、土归土,“永入苍茫无炎凉”? 但即使是天堂,他拳拳的心、殷殷的志,依旧眷念着这个苦难的人间,眷念着自己的家园、民族、孩子和苍生。 那个死后的灵魂将不会稍离注视, 如同每天都将在天际边出现的那些星辰那样:
  
  留得心魂在 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 夜夜照燕台
  
  如此豪迈、辛酸而执着,无怪乎,在这四首绝句发表后,千万人含泪相传,无数青年准备了香烛与纸钱、松柏和丧服,打算为他送行。 在那13 天里,一个古老国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后生, 那些远为显赫的人物, 无论摄政王、袁世凯还是梁启超、孙中山,似乎一下子都黯淡无光了。
  
  又何止于此?在这期间,同盟会的报刊又发表了他的众多信件、文章和血书,从而奏出了这一曲慷慨悲歌的最强音。
  
  在给吴玉章的书信里,汪精卫谈道,革命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在于“恒”,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皆能忍受”;而薪在于“烈”,炬火熊熊、光焰万丈, 尽管体质焚毁,“借其余热, 可以煮饭”。 他说, “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
  
  在给孙中山的书信里, 汪精卫表达了自己效仿陈天华、以杀身成仁换取同盟会再次团结的决心:“盖此时团体,渍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可以挽回, 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 怀疑者复归于信。 此非臆测之言,前事可征也……”
  
  所谓“前事”,指的正是陈天华蹈海。而在入京前夕,他还咬破手指、给他的好友胡汉民留下了八字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
  
  凡此种种,都使他和他的事迹,成为绝唱, 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 而在幸免于死、 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后,1911 年 11 月 6 日,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因为清廷的大赦政治犯,他昂首步出了牢门。 从此以后,他挟天下之厚望、万众之瞩目,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此后十余年,他以自己高洁的品行、无可挑剔的风范,渐渐被视为堪与张謇、蔡元培并列的三大“民国完人”之一。
  
  出狱之初,汪精卫异常忙碌。 1911 年 11 月25 日,他奔赴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 并为他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紧接着, 他又往返南京与北京,为“南北议和”、鼎定共和奔走游说。 次年初春,清帝宣布逊位,共和国诞生了,而袁世凯也替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 此后大半年, 大批同盟会元老纷纷出任要职,孙中山也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 的职务……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之际,年仅 29 岁、被各方看好的汪精卫,却宣布“功成身退”,决定去法国留学。
  
  1912 年 9 月, 汪精卫携带新婚妻子陈璧君,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路途。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他的知交密友、“黄花岗 72 烈士”之一方声洞的几个家人,妹妹方君瑛、方君璧和寡嫂曾醒, 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 这种近乎古代仁人的选择, 让各大报刊为之感叹, 并永久定格了那个在刑堂上慷慨陈词的青年形象。
  
  此后八年,他始终定居在法国,其间只短暂地回国三次。 但他的种种事迹, 依旧在国内流传着:
  
  他风度翩翩、风华绝代,被誉为“民国第一美男子”;他的妻子陈璧君却相貌粗鄙、异常任性。 但他对妻子却不离不弃,始终一往情深。
  
  他和先后抵达法国的蔡元培、 李石曾等人发起了“进德会”,实行“六不主义”。那就是不当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此宣言着自己与那个传统、专制、腐朽世界的彻底决裂,并且影响深远。 几年后,蔡元培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发起了“进德会”。大约三分之一的北大师生加入了这个旨在修身进德、砥砺品行的社团, 从而奠定了一所伟大大学的伦理基础。
  
  他又参与创办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到 1920 年,已经有六千名中国青年先后抵达法国。 翻开他们的名单, 后人可以发现众多震撼人心的名字: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
  
  凡此种种,都让千万青年耳目一新,并使他成为众口赞誉的 “民国完人”。 在那个腐朽、荒诞、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年代,一个个昔日的大人物,都沦为被轻视、被鄙夷的对象了。 即使伟大的报人、 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梁启超也不例外。 在宋教仁遇刺、黄兴病逝、蔡锷病逝后,似乎只有汪精卫、张謇和蔡元培,才能象征一个古老国家仅存的元气和希望。
  
  而 1920 年,当他应孙中山的召唤,回到广州、步入政坛时,他作为道德楷模、社会表率的形象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他拒绝出任更有权势的职务, 而以广东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开始了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努力。他说,在这个惨淡的末世,“与其去混入政治舞台,不如本其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来得有益”;他说,“这时洁身自好的先生,对于政治当更不欲问鼎,而惟社会改良事业是从”(雷鸣,《汪精卫先生传》) …… 而任职期间,他禁绝赌博,增加教育经费,大力培养现代医师,推行公共卫生政策,成为现代化广东的领导者之一。 后来,他异常谦逊地谈道:“民国十年至十一年 6 月以前, 广东有一些市政的进行,有些教育计划的设施,也有些县知事民选的试办, 表面看去, 似乎是有革新的倾向了。然而按之实际, 平民政治的基础, 全未奠定; 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问题, 全未解决……”
  
  改良广东的努力,因为 1922 年夏天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但这个事件,不仅没有使他淡出公众的视野,恰恰相反,它伏笔了汪精卫最璀璨、最耀眼、近乎辉煌的人生顶峰。 那就是成为孙中山接班人、 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
  
  这一年, 在陈炯明的炮声中,56 岁的孙中山踏上了“永丰”舰,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天的水上漂移。 此后一年多,汪精卫随侍左右,始终不离不弃。 他的披肝沥胆、患难与共,深刻地感动了晚年孙中山。 后来,他当众谈道:“二十多年来……追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 真正跟我来革命的, 如汪先生一样的不出二十个。 ”(《政治周报》,1924 年 1 月)
  
  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是此时被确定的呢? 这或许是一个无从证实的历史猜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多,也有一个 36 岁的青年军官始终随侍孙中山,并伏笔了他令人目眩、后来居上的发迹。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无论如何,从这里开始,汪精卫的接班人地位渐渐巩固。 1923 年 10 月,在击败陈炯明、再次入主广东后,孙中山指定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张继、戴季陶五人负责改组国民党,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其中汪精卫是首席改组委员。
  
  1924 年 1 月, 作为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 汪精卫主持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与此同时, 陈璧君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她从美洲筹集来的 30 余万元捐款,成为创办黄埔军校的最初经费。
  
  又几个月后,1924 年 11 月 13 日, 孙中山应邀北上,与奉系、冯玉祥等人“共商国是”。 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汪精卫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巨星陨落、大树飘零,孙中山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几个月, 汪精卫不仅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他还被推选为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载入史册……
  
  至此,那个年轻的广东才子、在大论战中激扬文字的风云人物, 那个在北京监狱里倾诉着生平志向、并成为一个时代传奇的年轻志士,那个品行高洁、被誉为“ 民国完人” 的 42 岁政治家,已经肩负起一个苦难国家从沉沦到转折、从贫弱到新生的重任了。 他完美的履历、 他绝代的风华、他无可挑剔的品质,都让千万人无不深信, 他必将引领着这个国家走出长达百年的沼泽地。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个中华民国最显赫的职位上,他仅仅停留了九个月。
  
  1926 年 3 月 23 日,因为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中国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挂冠而去,再赴法国。 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的目中无人、拥兵自重有关,也与他的以一己退让、避免国民党分裂的决心有关。
  
  3 月 20 日,在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扣押了大批共产党代表后, 众多高级将领纷纷请求弹压。 当时,国民政府下辖八个军,蒋介石只拥有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而无论李济深、程潜还是朱培德、 谭延闿, 都听从汪精卫的号令。在此之际,汪精卫却悄然离去,不知下落。他后来谈道:“3 月 20 日之事,事前中央政治委员会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3 月 20 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我只责己而不责人, 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责所致,所以引咎辞职。”(汪精卫,《复林柏生书》)
  
  他已经觉察到了党内暗流汹涌的“反共”倾向, 却不愿背弃晚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他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分裂近在眼前, 却不愿以领袖的权威导致流血事变。 更重要的是, 在骨子里,他是一个文人式的侠客,或侠客式的文人。他不愿让自己的清白之躯, 蒙受任何权术、阴谋、 勾心斗角和利益斗争的玷污。 他进退不萦于心,如同古代的隐者,即使面对着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也是如此。
  
  那么, 他能够想象吗? 这个异常洒脱的手笔,不仅伏笔了蒋介石的崛起,还伏笔了国民党的纷争四起、血流成河。 古谚有云,“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何况是他自己放弃了那只鹿?
  
  他更不能想象的是, 此举意味着国民党对兵权的旁落、 对形形色色新军阀的无能为力。而自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以来,建立“党军”、实行党的领袖对兵权的全面控制,就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目标。 在不经意间, 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并伏笔了新一轮的军阀混战。 此后几年,面对军人的跋扈、一个个新军阀的挟兵权以自重,任凭他怎样声讨、调停,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只能一次次地回国, 又一次次地黯然离去。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伴食地位、 国民党的沦为军队附庸,但一旦涉及权力纷争, 他依旧不愿卷入其中。 1928 年 6 月,他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弟亦文人, 所自觉比较其他文人干净些者,则弟始终保留‘合则留、不合则去’之精神。 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縻。 ”但对此,即使他的毕生知交、深刻理解他的品行和内心世界的陈公博, 也深感无奈,异常不满。 “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 ”(陈公博,《苦笑录》)
  
  而到 1932 年 1 月, 他终于不再出亡了。 因为,日本已经吞并了满洲,他所深爱的这个国家, 正面临着鲸吞与蚕食、沦亡和苦难。 他决定留下来,并且捐弃前嫌,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他决定留下来,与自己的国家共度危难,如同莘莘赤子反哺贫病母亲、天地万物回报皇天后土那样。
  
  他没有想到,他由此开始了自己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苦痛历程。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三年多,他不仅故旧星散,形影孤单,甚至几近身败名裂。 所有这一切, 形成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特定观感,一种拼将残躯、换取和平的非凡决心。
  
  而这个观感、这种决心,正是周佛海试图以他为主角、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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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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