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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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一开始,汪精卫立场鲜明、言语铿锵。“(中国)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流血的亡国,还有复兴的机会,不流血的亡国,永无复兴之日”。但不过几天,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淞沪战争”是汪精卫目睹的第一场现代战争。他看到日本飞机呼啸而过,他看到日军炮弹遍地开花,短短几天之内,从本土出发的日本增援部队就抵达黄浦江口岸了。与此相对比,中国士兵躲在战壕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在日军发动集体冲锋时才能予以零星反击。惨烈的现实,让他认识到了中日国力的巨大差距。“以我国现有军备与日本较,等于弓箭与机枪,若贸然与之宣战,将必演成义和团之第二”;“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下着着后人,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申报》,1932年2月14日)

  而在国力对比之后,则是西方的唯利是图、不可信赖。

  1933年1月22日,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汪精卫阐述了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进行的政策”……

  这些话语,字字沉痛,被视为“民意与实力的最大公约数”。但,几乎同时,所谓“交涉”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汪精卫发表这个讲话八天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德国迅猛崛起;在英法无力东顾之际,“九国公约”沦为了一张废纸。又两个月后,日本退出国联,南京甚至丧失了它唯一的控诉舞台。此后几年,众多外交官的悲凉话语,折射了这个国家一空傍依、孤立无援的处境:驻英公使郭泰祺说:“中国对英国和美国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中国做什么事。它习惯用好话和决议安抚中国,一旦自己有需要,又习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更是酸楚而愤懑地谈道:“吾人深知各友邦,无一愿对中日纠纷插手相助。则向我友邦透露交涉内容,徒足激怒日本,增加交涉困难……”

  也就是说,无论“抵抗”还是“交涉”,都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战和两难的尴尬处境中,汪精卫形成了他对中国前途的一个重大判断。在后来的年月里,他的这个判断从来没有动摇、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1933年3月27日,在热河沦陷、日军进犯长城的硝烟中,汪精卫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命运性的会谈。他们一致认为,在剿灭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之前,中国无力对日本作战;他们作出了重大分工,由蒋介石负责围剿,而汪精卫负责对日妥协。次日,蒋介石告诉他的几个心腹:“于寇患与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如果说,所谓“守势”、“速剿”还多少语焉不详的话,那么,汪精卫的表态却毫不含糊、异常清晰。5月1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他公开宣称,“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长江,势必至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他并且举起了明朝亡国的例子,“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当满洲在辽东与熊廷弼、袁崇焕战斗正烈的时候,李自成张献忠……反而趁这个机会,在中原各省肆意纵横,弄得赤地数千里、流血成河,卒之北京沦陷,中国云亡”。(《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紧接着,7月28日,汪精卫、蒋介石又联名发出了《时局通电》,宣示中国内外政策的新走向。在这份汪精卫起草的电文里,他们开宗明义地谈道:“今日救国方策,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匪氛肆虐,患在腹心;赤焰充塞,人沦禽兽。若不剿除,不特人民无安居乐业可言,即一切计划均受牵掣……”

  那么,日本呢?对业已沦亡的满洲,以及岌岌可危的华北,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这份通电并没有谈及中国的对日政策。但,几天后,汪精卫就兼任外交部部长;紧接着,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宁……众多留日毕业生进入了外交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等亲英美派外交官的大权旁落,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1934年4月,以唐有壬、高宗武为主角,中日开始了关内与满洲的通车、通邮、通航谈判。舆论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南京事实上默认了伪“满洲国”。

  对此,汪精卫曾在私底下告诉他的毕生知交陈公博,所有这些,不过是“曲线救国”。只要不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以中国的广土众民、万众一心,一旦实现现代化,满洲是随时可以收复的。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羁縻日本,争取时间,以换取未来中国的光大昌盛。

  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了谤满天下的苦痛心路。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久后,他就发表了书面谈话,为《塘沽协定》延揽了全部责任。“抵抗之不能得到胜利,自始而知之。”他说,“知之而犹抵抗……以行其心所安耳。”换言之,抵抗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国能够选择的,只有流血的妥协。此言一出,千万青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狂风暴雨般的咒骂声响起来了。

  又几个月后,他的一个重大选择,更使自己沦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那就是兼任外交部部长、将自己推向前台。1933年8月,在外交部长罗文干执意辞职,而郭泰祺、陈友仁、王宠惠等人都不愿意出任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兼掌该职。消息传出后,他的早年朋友、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覃振规劝他,不过是个“打短工”的,又何必去背无穷无尽的黑锅呢?他喟然长叹:“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而当陈璧君、陈公博等人群起反对时,他凄然谈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国难当头,总得有人跳火坑,那就让我来跳吧。”话未落音,一家老小痛哭起来。

  果然是“跳火坑”。此后几个月,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和解,众多诋毁、攻击汪精卫的报刊杂志出现了。以《社会新闻》为例,“每次都有系统的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似乎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而改组派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以《扫荡报》为例,它公开宣称汪精卫是“当代秦桧”,是阻止中国对日宣战的卖国贼。更有甚者,一份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绘着一家妓院,将汪先生绘成一个大茶壶,在门口拉人,门边挂着许多妓女的招牌,写着陈璧君和方君璧等等”(陈公博,《苦笑录》)。

  又何止于此?1935年5月17日,在汪精卫的努力下,中日两国不仅恢复了正常邦交,并且率先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从这一天起,“当代秦桧”就成为汪精卫终生难以摆脱的评价了。又一个月后,因为两名日本军官酒井隆、高桥坦的冒名讹诈,汪精卫不仅批准了《何梅协定》,将南京势力撤出华北,他还颁布了《友邦敦睦令》,禁绝一切反日言论。这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开焚毁了汪精卫的画像,而在杭州岳王庙附近,有人效仿秦桧、王氏夫妇的下跪铁像,摆出了一对汪精卫、陈璧君的悔罪泥塑……

  渐渐地,那个同盟会元老、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个有着近乎完美的履历、无可非议的私德、被称为“民国完人”的绝代人物,彻底地面目全非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让陈璧君、陈公博等人最为愤慨的,却是蒋介石的落井下石、居心叵测。

  “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曲线救国”……所有这些,是谁的主意?毫无疑问,它是蒋介石的主张。因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因为“安内”与“攘外”的无法兼顾,汪精卫接受了这些主张,并慨然担负起对日妥协的重任。但此后几年,蒋介石却大耍两面手法,在公开谈话、媒体报道中,他处处表明自己不妥协的立场。陈公博后来谈道,这么一来,“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

  如果说,这个说法只是陈公博的一家之言、未必足信的话,那么,在《塘沽协定》谈判期间,黄郛的一封电报则可以说明蒋介石的用心。作为蒋介石的把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对蒋介石的深藏幕后、以人为俑大感不满,以至于发电报质问说:“毋使天下后世,以弟为爱国者,而以兄为卖国者也。”对与他情同手足的黄郛,他尚且如此,又何况是毫无渊源、乃至积怨颇深的汪精卫?又何止于此?此后几年,蒋介石还有意制造着自己主战、汪精卫却一再阻挠的舆论氛围。在他的授意下,任何诋毁、丑化汪精卫的文章,都能顺利问世、大行其道。陈公博为此尖刻而悲愤地嘲讽说:“谁说中国出版不自由?他们也是经过检查的,居然出版,居然行销。中国真变成民主国家了。”

  在一次金融界会议上,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公开宣称:“蒋先生主战,汪先生主和,中国之不战,坐于汪先生从中作梗。”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哗然。对这个谈话的致命性后果,陈公博后来概括说:“至于一般受盲目宣传的人,以为中国应该立刻和日本宣战,中国的力量不但可以取回东四省,还可以直捣日本的东京。南京对于这件便宜而顺利的事不肯干,就因为有一个汪精卫在那里做秦桧。大家差不多以为汪先生一去位,中国便立刻可以宣战,日本便崩溃了。”

  在长达三年多的合作中,除了万世的骂名,蒋介石什么也不肯留给汪精卫。

  几乎是汪精卫刚刚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就上门拜访,劝告汪精卫不要插手军事。陈公博谈道,“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这么一来,“汪先生自是对于军事毫不过问……即对他以为是属于自己的第四军,也时刻避嫌,不愿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汪精卫的嫡系“第四军”,就是北伐路上的那支无敌“铁军”,其前锋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南昌起义骨干部队的来源;就是“淞沪战争”的主力、不久前名扬天下的第十九路军的前身。近十年前,它是中国的头号劲旅,其实力远胜蒋介石的黄埔第一军。但在经历了这么多沧桑巨变后,它只剩下一副残余的躯体了。仅仅在悲怆的“淞沪战争”中,它就有四千名将士死在日军的炮火下。

  军事之后,则是财政、外交。1934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废两改元”、发行法币,但对这个划时代的举措,直到次年法币问世前夕,汪精卫也只影影绰绰地听闻了一些风声。至于他独担骂名、一开始就由他负责的外交部,“汪先生也是难于作主的……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陈公博,《苦笑录》)。

  陈公博后来谈道,“一个行政院,也就是一个内阁,它的大作用跳不出军事财政和外交三者……三件重大事情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以剿匪的名义,兼管了七省地方行政,这么一来,“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陈公博异常心酸地回忆说:“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牯岭是一个很悠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在以汪精卫为傀儡、让他独担万世骂名之后,蒋介石还上下其手,试图摧毁汪精卫的党内影响、残余的“改组派”势力。

  作为资历极浅的同盟会会员,直到1932年,蒋介石的党内影响,还无法与胡汉民、戴季陶相提并论,更不必说汪精卫了。但此后几年,他的两个心腹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却把持了中央党部组织部,并挟持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宣传部部长邵元冲。这么一来,作为国民党头号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对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

  在蒋、汪合作之初,汪精卫就下令停止“改组派”的活动,以示精诚团结。令众多改组派高干大失所望且深表不满,并纷纷投靠了蒋介石。对这些人物:甘乃光、谷正鼎、谷正纲……蒋介石来者不拒,一一笑纳,“无不置之高位”。而对地方党部负责人,他还需要一个投名状,那就是“骂汪先生和改组派”。以那份将汪精卫描画为妓院大茶壶,将陈璧君、方君璧描画为妓女的月刊为例,它的创办人,就是陈璧君曾以为最亲信的广东同乡李恩炤。陈公博充满嘲讽地说:“李恩炤先生不知为着什么,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了。”

  对依旧不肯离开汪精卫的改组派人物,蒋介石则选择了流氓手段。1935年国民党“五大”选举期间,“浙江省党部可以把改组派的人绑票,等到选举完竣才放出来;山东省党部更不客气,关了许多改组派,选举完竣,还囚在牢里,老不释放”。陈公博认为,这未必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但底下的从龙人物,揣摩风气者多……一直等到二十五年改组派的朋友都变了羔羊,这些奇怪的现象才慢慢减少”。

  短短几年之内,被视为国民党正统、汪精卫的唯一依靠力量“改组派”,彻底地灰飞烟灭了。除了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几个至交,汪精卫形影孤单、踟蹰独行。所有这一切,让昔日最不喜欢汪精卫“遇事便出亡”的陈公博,力劝汪精卫挂冠而去,再赴法国。但这时候,汪精卫却绝耳不听了。陈公博后来谈道:“我力劝汪先生不干,一而再、再而三,汪先生也讨厌我起来。”而在几年无所事事、尸位素餐的生涯后,1935年8月5日,陈公博终于决定单独辞职了。但几天后,汪精卫却和他进行了一席长谈。记录在陈公博《苦笑录》中的这番谈话,让陈公博终生感念、无时或忘。

  一开始,对陈公博的辞职要求,正在青岛治疗糖尿病的汪精卫同意了。他并邀请陈公博去青岛小住一些日子,“谈了一阵继任的人选问题”。陈公博为此兴高采烈,接连几天,他呼朋唤友,天天喝得酩酊大醉。

  但这一天,1935年8月11日,与他有着通家之好、不避男女嫌疑的陈璧君,却叫醒了在沉醉中酣睡的他。陈璧君说:“汪先生有事找你去。”

  紧接着,在汪精卫下榻的韩复榘别墅里,汪精卫告诉他:“我决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劝你也不要走。”

  汪精卫说:“我们要中国复兴,起码也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今年已五十多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再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是我毕生的工作。”

  而当陈公博觉得这种牺牲“不值得”时,汪精卫却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作这牺牲品,我已五十多了。”

  “我已五十多了”,这是这一天汪精卫反复提及、令人心酸无限的一句话。而在这一番谈话后,陈公博终于决定收回辞呈,陪他继续“跳火坑”。他告诉陈璧君,“我从来没听过汪先生那样决心的说话,十几年来今天还是第一次”;他说,“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

  但无论陈公博还是陈璧君,都没有想到,仅仅两个多月后,汪精卫就遭遇暗杀、险些命丧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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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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