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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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仪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会议厅门前,合影留念。但不等镁光灯闪起,一个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顿时躺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陈璧君赶来了。她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精卫。在几百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令人无不动容: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则哭喊道:“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
  
  紧接着,蒋介石也匆匆出现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作为民国时期最重大的刺杀案之一,几十年来,围绕着“刺汪案”的来龙去脉,学界始终众说纷纭。关于它的幕后主使,关于它的动机与真相,恐怕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毫无疑问,它给了汪精卫以重大打击,并在九年后夺去了他的性命。
  
  在德国医生诺尔、中国医生牛惠霖的两次手术后,汪精卫大难不死。但射进他脊椎骨附近的一个弹头,从此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体里,并伴随着他下葬。不久后,几乎刚刚从昏迷中醒来,他就以他近乎天性的温厚,为案犯求情说:“凶手的动机也并不坏……要从轻发落,不要判处死刑。”
  
  这个表态,究竟是一个昔日名噪天下的刺客、对后来者的惺惺相惜呢,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对日妥协,也感到有苦难言?无论如何,从刺客到被刺者,这当中包含了太多令人唏嘘感叹的历史话题。而在不经意间,他也扮演了昔日不愿承担的“釜”的角色。过去三年多,他不是“水火交煎、皆能忍受”吗?在水蚀火熔之后,这只釜不是锈迹斑斑,只剩下一个残余的躯壳了吗?
  
  接下去的审讯,更让他心如死灰、悲怆无已。无论刺客孙凤鸣还是他的幕后主使人之一余立奎,都是他视为腹心的原第四军、后来第十九路军的退役军官。他们的谋刺动机,不仅与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有关,也和他在“蒋汪合作”之初、力主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有关。
  
  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围绕着军委会委员长的人选,众多高级将领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都成为该职的热门人选。其中李济深是原第四军军长、汪精卫的旧日亲信,而李宗仁、阎锡山也是他的多年盟友。在此之际,汪精卫却力排众议,提名蒋介石。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汪精卫认为,在国家四分五裂之际,只有实力最强的蒋介石出马,才可能统一事权,攘外安内。他似乎不知道,李济深之所以孤注一掷,让十九路军拼死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仅为了抗日,也为了反蒋;他似乎不知道,多年以来,他之所以能在政坛上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与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么一来,他不仅给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留下了反复无常的印象,也注定了他形影孤单、任人宰割的地位。陈公博后来谈道:“汪先生于洛阳的二中全会提出蒋先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是,也失了胡展堂先生的期望,和李、白对汪的热诚。”
  
  又何止是李济深、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在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后,他赞助秘密团体复兴社,实行特务统治;他厉行独裁教育,鼓吹“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一个领袖”;他甚至指使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凡此种种,都让汪精卫的密友蔡元培、李石曾深感不满,并迁怒于汪精卫。也是1935年,在一次面谈中,这两个同盟会元老、在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社会领袖指责汪精卫对蒋介石太过迁就,“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
  
  而在汪精卫遇刺次日,当蒋介石替代他在六中全会上作外交报告时,他的早年朋友、同盟会元老张继不顾多年交情,更不顾他的昏迷未醒、奄奄一息,大声喊道:“我们不信任外交当局,我们只拥护蒋先生。打倒外交当局,打倒外交当局!”陈公博后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一时拍掌附和之声,震动屋瓦。”而这一天,去医院看望、陪护汪精卫的,已经只剩下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寥寥几个友人了……
  
  在蒋汪合作、“安内攘外”三年多以后,他已经一无所有、空余骂名了。在此之前,他誉满天下,而这时候,他谤满天下;在此之前,他交友遍天下,而这时候,昔日的友人或疏远,或反目成仇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再出洋,但他仍然是孙中山接班人、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而这时候,他故旧星散,即使“改组派”也已不复存在了……不知道在他昏迷的梦魇中,一缕残存的神志会不会让他无声饮泣?那一头,是国民党“五大”召开的璀璨焰火、弹冠相庆,这一头,却只有他妻子、孩子的默默垂泪,只有几个友人的相对无语。
  
  即使如此,在他渐渐康复、再次出洋后,对过去的三年多,他依旧抱着一种虽九死而犹未悔、“岂余心之可惩”的态度。他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唯一选择,他坚信自己的遭逢大难、身败名裂,是一个孝诚儿子对贫病母亲的最大反哺。尽管举世滔滔,他仍然相信清者自清,历史会记载他的苦难与牺牲、悲伤和付出。几个月后,在给陈璧君的一封电报里,他这么写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致沦陷,前方军事不致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蔡德金主编,《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但他没有想到,几乎与他发出这封电报同时,他以如此良苦用心、巨大代价换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远在1935年6月,也就是汪精卫批准《何梅协定》、南京势力撤出华北后,蒋介石就决定改弦易辙、联俄抗日了。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下一步的侵略目标,必定是华北;无论日本内阁还是陆军持重派,都无法阻止“华北自治”的演进。他决心不再退让。为此,这个月份,他派遣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出任驻俄使馆武官,并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密商国共合作事宜。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希望和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紧接着,10月18日,蒋介石秘密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讨建立中苏同盟、一致对日的问题。在一份给莫斯科的报告里,鲍格莫洛夫写道:“会谈是绝密进行的,只有委员长和我两人,由孔祥熙担任翻译……在交谈过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后,委员长认为,这些只具有形式意义,他希望两国能签订一个实质性的条约。他强调他不是以政府首脑,而是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的。毫无疑问,他要的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
  
  由于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这个协定没有达成。但,一年多以后,“西安事变”爆发了。
  
  1936年12月14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两天后,何应钦代表国民党中央,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次日,汪精卫赶往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并在那里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由于船运缓慢、路途遥远,1937年1月12日,在他抵达香港时,西安事变早已和平解决了。这一天在香港码头上迎接他的几名特使中,包括了周佛海。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有过任何接触,彼此的恶感远大于好感。
  
  抵达上海后,汪精卫前往溪口看望蒋介石。但这一天,蒋介石对他极为冷淡,绝口不谈和平解决的来龙去脉。
  
  紧接着,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汪精卫的坚持下,这次大会通过了“根绝赤祸”的决议,但大会的《宣言》却对日本空前强硬。又几天后,以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人领衔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宋子文、顾祝同、康泽等人进行国共合作的具体谈判。这时候,汪精卫恍然大悟:蒋介石之所以接受“根绝赤祸”的决议,是因为共产党早已接受了改组苏区政府、改编中国红军的决议……
  
  凡此种种,让汪精卫深刻地怀疑,“蒋从西安回来时,是带了秘密协定的”(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凡此种种,更让他悲怆不已,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为了“攘外必先安内”,他失去了那么多,忍受了那么多,从誉满天下到半人半鬼,从万众景仰到仅存残躯,但到头来,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以他温厚的心、忍辱的志,没有发出不协调的声音,而加入了持久抗战的大合唱:1937年7月16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表示,“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9月6日,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合成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直到1938年4月,他还在大声疾呼,“‘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而是有深刻的意义存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但在私底下,他不时地流露着对中日战争的不以为然,对“安内攘外”、联日抗俄的悄悄期盼。
  
  在淞沪会战渐渐悲观之际,汪精卫经常在家里长吁短叹,“流泪叹息”。与他交情极深的唐生智后来谈到,汪精卫几次告诉他:“这个战不能再打下去了……能和就和吧。”至于陈璧君,“对抗战却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
  
  1937年10月,汪精卫告诉他的旧识杨玉清:“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中国的问题,在抗日就不能剿共,剿共就不能抗日,政府没有力量双管齐下。”(杨玉清,《我所知道的汪精卫》)
  
  而在上海沦亡、南京危急时,汪精卫更是心急如焚。那些日子,汪家愁云惨雾、举座不欢,但除了一再致信蒋介石,他没有别的办法。周佛海后来谈道:“在南京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
  
  所有这一切,也让周佛海下定决心,以汪精卫为主角,实行“和平第二方案”。
  
  精卫的和谈热望。周佛海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方案更惠而不费的和平计划了。
  
  问题在于,《对华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日本人欢不欢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出面解决问题呢?在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出现的情况下,它愿不愿意舍弃王克敏、梁鸿志呢?如果它一意要扶持这两个傀儡政权的话,那就只好再打下去。
  
  问题更在于,倘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许诺,“和平实现后不干涉蒋重新上台”,这个方案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蒋介石不会答应下野,而以汪精卫的谦让风格、他的尴尬身份,他也不会提出替代蒋介石的要求。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并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证。
  
  在周佛海的构想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的大致面貌是:以汪精卫为领袖,结合“低调俱乐部”、众多主和人士组成“第三势力”,以劝说蒋介石暂时下野,让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和谈;而在中日和平实现后,汪精卫再把权力还给蒋介石,从而功成身退。周佛海认为,以汪精卫对中日和平的热望,他无疑会再次“跳火坑”;而他高洁的品行、他温和敦厚的性格,以及他所剩无几的政治实力,都决定了这个方案不会引发国民政府的权力倾轧,不会演进为一场“反蒋运动”。
  
  那么,蒋介石会答应暂时下野吗?
  
  在周佛海看来,这一切并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始终有着媾和的心思,但他不愿背负媾和的骂名,更担心再次妥协会成为众矢之的。正因此,这场战争“阴差阳错地打起来了”;也因此,他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这场战争又“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而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徐州会战的发动,更断绝了他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图谋。在这种情况下,与几年前的“蒋汪合作”一样,让汪精卫独担媾和的骂名,而他依旧保持着主战的声誉,谁敢说蒋介石会一口拒绝呢?
  
  又何止于此?中日和谈的主要障碍,不是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吗?倘若以汪代蒋,这个障碍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这么一来,“和平第二方案”几全其美,它既给了日本内阁一个台阶下,又回避了蒋介石的心病,同时还满足了汪精卫的和谈热望。周佛海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方案更惠而不费的和平计划了。
  
  问题在于,《对华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日本人欢不欢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出面解决问题呢?在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出现的情况下,它愿不愿意舍弃王克敏、梁鸿志呢?如果它一意要扶持这两个傀儡政权的话,那就只好再打下去。
  
  问题更在于,倘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许诺,“和平实现后不干涉蒋重新上台”,这个方案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蒋介石不会答应下野,而以汪精卫的谦让风格、他的尴尬身份,他也不会提出替代蒋介石的要求。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并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证。
  
  出于这些考虑,周佛海极力怂恿高宗武接受西义显的邀请,“赴日探路”。他后来写道:“我在高宗武再次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和他们直接联络吧’……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就这样,1938年6月6日,高宗武结束了为期七天的武汉之行,踏上从武汉飞往香港的飞机。那么,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又会作何感想呢?毫无疑问,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不安、忐忑和前途茫茫之感,一天前的《周佛海日记》记载:“晚,武兄来,云明日奉命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但即使如此,他也断然无法想到,这是他最后一眼看到武汉,最后一次接触青天白日旗覆盖下的土地。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徐徐降落。

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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