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1】“和平第二方案”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或许是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干系太大,或许是预感到了前路的叵测,直到6月14日,高宗武才出现在西义显下榻的香港半岛饭店。这一天,西义显注意到,高宗武的脸色异常苍白,“这主要是他患有肺病,也表现出他为了和平的大义,而不得不暂时地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悲壮决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在高宗武说明来意后,西义显对他的访日计划极为欢迎。十余天前,他就邀请高宗武前往日本,与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等人面谈。但,对“和平第二方案”,他却颇为踌躇。

  毫无疑问,以汪精卫替代蒋介石进行和谈,有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好处。在回避了《对华声明》的障碍之外,它也能让七千万日本国民更容易接受和平。毕竟,过去几年,在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期间,他给千万日本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毕竟,他的遭遇刺杀、濒临于死,更引发了日本朝野的普遍同情。但,他既担心这个方案会演变为反蒋运动,更害怕日本方面狮子大张口,以至于一意谋和的汪精卫不惜签下一纸新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为此,这一天,西义显起草了一份《第三势力备忘录》,并和高宗武共同签名,“以为互相之戒”。

  这份《备忘录》共分四条。它首先谈到了“第三势力”的成因,“鉴于日中两国的内部情况,拟集结居中斡旋和平的第三势力”。也就是说,无论蒋介石还是近卫文麿都有谋和的意愿,但由于两国主战势力的广泛存在,由于西安事变、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等因素,中日和平需要“第三势力”出面斡旋。这个势力,在中国方面以汪精卫为首,并以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为骨干;在日本方面,则以影佐祯昭为首,以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为骨干。

  那么,“第三势力”寻求的是一种怎样的和平呢?它又将怎么进行斡旋呢?

  西义显写道,“第三势力对于交战的日中两国,应能保持公正的立场”。而这个“公正”,主要针对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它为此强调:“实现和平的绝对条件,是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这一条件是和平的前提,也是第三势力能够从中斡旋和平的条件。因此,首先希望在日本方面确立能够接受此条件的进步的指导势力,并使之实现上述条件……”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这份《备忘录》真诚、坦荡,充满了一种近乎青年人的理想色彩。但在诡异而又深不可测的人心、历史与命运面前,它太渺小、太一厢情愿、太微不足道了。它后来导致了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并让汪精卫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几十年后,西义显充满悔恨地谈起几个月前他和董道宁的会面,以及他这一天的接受“和平第二方案”。他说:“谁知道我和董道宁的这个协商,出乎意料地竟成了后来的所谓‘汪兆铭工作’的开端”;“事实上,对于中日和平,只有第一方案,没有第二方案”……

  在签署了这份《备忘录》后,西义显立即赶往日本,为高宗武的访日进行着种种准备。但此后十余天,高宗武依旧心神不宁、瞻前顾后。

  6月14日,也就是签署《第三势力备忘录》这一天,高宗武提出要和松本重治见一面,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为此,西义显给松本拍发了一份急电:“四郎希望你立刻来香港。”三天后,松本重治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前去迎接的伊藤芳男告诉他:“高君最终准备去日本,但他还要听‘五郎’的意见。如果赞成,他才下最后的决心。”(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之所以要征询松本重治的意见,为的是确定日本方面的谋和决心。毕竟,无论近卫文麿的立场、“不扩大派”的实力还是日本的“道义方针”,都不过是他猜测的产物;毕竟,蒋介石已严令禁绝他继续谋和,倘若日本人毫无诚意的话,他岂不是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因此,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17日,在自己下榻的香港格罗斯特旅馆,他不仅一再追问近卫文麿的战和态度,他还倾诉了自己的担忧与顾虑、矛盾和挣扎。

  他说,战争初期的对日交涉,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三个月前他来到香港、前往上海,也可以看作是蒋介石默许。但这一次,他却是自作主张,稍有不慎就可能闯下大祸。更不必说,此行的目的地是敌国日本,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又涉及到异常微妙、无比复杂的蒋汪关系。

  他说,在私人情感上,他更亲近汪精卫,“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在战和大计上,更是如此,“从我的信念出发,我只能站在汪先生一边”。但蒋介石毕竟大权在握,一旦触怒了他,生杀予夺都由不得自己。

  他甚至谈到了那个真假难辨、令后人聚讼纷纭的说法:两个月前,他向西义显传达的蒋介石口谕,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编造的……

  对此,松本重治只能一再保证说,从近期日本内阁的改组看,近卫文麿既有谋和的决心,也有控制局势的实力。而为了让高宗武下定决心,他还许诺在高宗武访日期间全程陪同,以便他作出判断。但这些说辞都不能打消高宗武的恐惧,在内心深处,他似乎隐隐约约地知道此行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次日也就是6月18日,松本重治的一席谈话,却让高宗武最终下定了访日决心。

  这一天,也是在格罗斯特旅馆,松本重治主动谈起了日本的撤兵问题。“宗武,近半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方面的撤兵。”他谈道,“以徐州作战来说,日本已经是相当勉强了,如果要进行汉口作战,就更加勉强了,要筹集足够的兵力都有困难,再加上还有苏联问题。”他最后表示,“我的想法是,事实上军队早晚会面临撤兵问题,或者先发表一个《撤兵声明》,这样中国方面的和平派不就可以振作起来了吗?……”几十年后,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提到撤兵的事,高先生的眼中闪烁着光辉。”(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几乎是松本重治话音刚落,高宗武就激动地说:“问题正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只要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会成功。”

  高宗武说,这个声明发表后,哪怕蒋介石不愿意下野,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势力也将占据上风,“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也许蒋先生就不能长期抗战了。到那个时候,蒋先生就不得不引咎下野”。

  高宗武还展望了此后“和平运动”的面貌: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主持和谈;中日媾和成功后,“根据蒋、汪两人之间的心照不宣,短时间以后,蒋先生恢复军事委员长,由他们两人一起收拾事态”;这么一来,哪怕共产党、地方军阀发动叛乱,蒋汪政府也有足够的实力镇压他们,而这个国家也将回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以中日结盟的方式对抗苏俄的威胁……高宗武说,尽管还没有向汪精卫透露这个方案,但只要日本人愿意发表《撤兵声明》,他是一定会再次“跳火坑”、再次承担起万众的声讨和天下的骂名的……

  就这样,高宗武访问日本、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决心,渐渐坚定了。此后几天,围绕着撤兵期限、驻兵范围的问题,他和松本重治又进行了一次交谈。

  关于撤兵期限,松本重治表示,“因为是大军撤退,需要一年半或者两年”。对此,高宗武并没有什么异议,他只是追问说:“撤兵是否可以解释为恢复卢沟桥之前的状态?”松本重治回答道:“这事要去东京与影佐等人会谈后才能了解,但有可能在防共驻兵的名义之下,在一定时期内,在华北部分地区、在接近蒙疆的地方继续驻兵。”听到这句话后,高宗武长出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以那样的名义,而且有一定的期限,大概不反对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所有这些,发表《撤兵声明》、规定撤兵期限、明确驻兵范围……究竟是出自近卫文麿的授意、板垣征四郎的表态还是影佐祯昭的一己安排呢?松本重治并没有谈及。但在日本内阁改组、“主和派”声势大张之际,毫无疑问,它反映了某些裁决日本命运的大人物的意图。松本重治认为,这些条件与“和平第二方案”相结合,将保证中日和平的水到渠成。到那个时候,日本不仅能从中国这个泥潭里及时脱身,它还将得到中国这个强援,以共同对抗苏俄。十余万将士的伤亡、延续近一年的尸山血海,将换取东亚的新格局、日本的长治久安。

  而在这几次会谈后,松本重治回到上海,高宗武也订下了从香港经由上海、最终抵达横滨的“日本皇后号”船票。负责将他护送入境的,依旧是伊藤芳男。但,7月2日,也就是“日本皇后号”停靠上海、行将再次起航的夜晚,一种不时出现、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却再次笼罩了高宗武的内心。

  这个晚上,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汉密尔顿大厦,松本重治没有出门。他后来写道:“这艘轮船在7月3日凌晨两三点起航,因此,乘客都必须在半夜12点钟以前上船。我想高君在上船之前可能找我联系,所以我从8点钟左右起,就独自一人在汉密尔顿大厦的寓所中吸着烟斗等待他。”(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一如他所预料的,大约10点钟的时候,门铃声响起了。松本重治后来谈道,“(高宗武)戴着墨镜,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而在进门后,他始终心神不宁,“好像在沉思什么,没有往常那样的精神”。

  在几分钟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之后,高宗武终于开口了。他说:“阿重,其实我是来商量的……我考虑了各个方面的事情,还是想不去日本了。”听到这句话后,松本重治有些惊讶,他问:“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在香港下了那么大的决心。”高宗武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怕你责备,踌躇不定。总之我是想再听听你的意见,才到这里来的……”

  对他的种种顾虑,松本重治似乎一清二楚。他首先劝慰道,私访日本并不会让他沦为汉奸,“我和日本方面保证,绝对不会使你们成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都可以中途停止”。

  紧接着,针对“和平第二方案”涉及蒋汪关系、干系实在太大的问题,松本重治说:“你与蒋先生之间的问题,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去,绝不是背叛蒋先生和中国呀。你到东京去,是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

  松本重治最后谈道,自从他决定访问日本,十几天来,东京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伊藤君已经等在船上,西君与影佐先生也在东京等着你”。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到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打退堂鼓呢?

  这些话语让高宗武的心神渐渐安宁。但那种近乎直觉的恐惧,依旧无处不在。这时候,时间已经是深夜11点了,距离“日本皇后号”登船封仓的时刻,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高宗武却依旧不肯起身。在松本重治的委婉催促下,他居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要乘船就非得经过外白渡桥不可,我担心如果遭到那里的陆战队哨兵盘问,事情就麻烦了。听说夜里的警戒更加严密……”

  松本重治哑然失笑。他后来谈道,“高君与以往不同,显得很胆怯”。此后几分钟,在他的安排下,一部同盟社上海分社的汽车停在了楼下,它的车头插着日本国旗;松本重治让高宗武佩戴上随军记者徽章,并在他的衣袋里放上自己的名片;为防止万一,他还让高宗武戴着自己的日式礼帽……而在做完这一切后,他甚至倒上了两杯酒。他说:“还有半小时,时间足够,让我们举起酒杯,为你壮行。”

  一如松本重治所担保的,在日本哨兵的一再敬礼、处处放行中,这部汽车顺利地抵达了黄浦江码头。而这时候,轮船的汽笛已经再三鸣起,在甲板上等待的伊藤芳男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几分钟后,这艘悬挂着英国国旗、排水量高达26000吨的庞然大物,就缓缓关闭了舱门;又两个小时后,它就驶离了上海码头,驶出了黄浦江,并驶向波光粼粼、浩渺莫测的日本海。

  两天后,“日本皇后号”抵达横滨码头。此后几十年,西义显都无法忘记那恍若命运的一幕:“7月5日下午,在夏日的强烈阳光照射下,东京湾海面反射着闪闪金光。突然,海面上出现一个异样的小黑点,随即迅速地变大,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那白色船体上耸立着三根黄烟囱的轮船。”(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下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2】“和平第二方案”

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