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3】“和平第二方案”

8月 27 日,松本重治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抵达香港。这时候,高宗武已经大致康复了, “但仍处于时起时卧的状态”。这一天,在两人共进早餐时,高宗武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健康原因,接下去的谈判将以梅思平为中方主角。 “请你与他仔细地谈谈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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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抵达上海后,一连二十多天,高宗武始终没有和日本方面联系。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则认为,“总而言之, 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 由于悲观失望、 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 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 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 高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约翰·亨 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但事实上,在这期间,高宗武并没有停止活动。

  7月 22 日,在高宗武的授意下,同样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时任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的周隆庠,携带着板垣书信、高宗武的《东渡日记》和《个人观感》飞往了武汉。 对这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西义显后来描述说,“他在相貌上又像中国人,又像日本人”;众多史料更谈到,在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 他曾是汪精卫的日语翻译,“日语说得比大多数日本人还要好”。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也被派驻香港,并在他的老同学高宗武三言两语的拉拢下,加入了“和平运动”的行列。
  
  抵达武汉后,周隆庠没有丝毫耽搁,径自前往周佛海寓所。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 ”而在将高宗武报告、 板垣书信呈递蒋介石
  
  之前,周佛海首先面谒汪精卫,试探他对“和平第二方案”的态度。
  
  过去一年多,周佛海与汪精卫迅速接近,几近无话不谈。 他后来回忆说,1937 年 7 月,当他和陶希圣拜访汪精卫、希望他出面阻止战争时, “汪先生也以为我向他劝说或者是依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内心的, 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而在几次交谈后,汪精卫戒心渐消,开始视周佛海为自己的和平同道。 及至南京政府西迁时,接连几天,汪精卫与周佛海同处一船,相对叹息。 到这时候, 他已经把周佛海视为与陈公博、 曾仲鸣一般无二的知交了。 周佛海为此谈道,“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但这一天, 在看过高宗武报告、 板垣书信后,汪精卫大吃一惊。他异常坚决地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绝不瞒过蒋先生。”(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由于话不投机, 这一天他们的对话异常短暂。 《周佛海日记》记载:“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
  
  但这半个小时,周佛海并非一无所获。在汪精卫一口拒绝后, 他又试探说:“(这份报告)因为有写着日本人是希望你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 ”但对此,汪精卫却似乎毫不在意。 他告诉周佛海,“这是没有关系的”。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这个表态, 让周佛海认为汪精卫并不拒绝“和平第二方案”,也愿意出来再次“跳火坑”。他的断然拒绝,无非是因为自己身处尴尬之地, 并且担心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而已。 倘若蒋介石答应暂时下野的话,他将以他孱弱的身躯,再次负载起举世的声讨、万世的骂名。 到那个时候, 中日和平指日可待。
  
  次日,通过陈布雷,周佛海向蒋介石提交了高宗武的报告, 以及板垣的书信。 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个建议,蒋介石万分恼怒。
  
  远在 6 月 24 日,蒋介石就知道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消息了。 这一天, 在离开香港绕道上海赴日前夕,高宗武就通过长途电话,让周佛海透露自己的行踪, 以便为将来留下余地。 周佛海后来谈道,“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 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而当天晚上,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 此人荒唐, 然亦可谓大胆矣。 ”(《蒋介石日记》)
  
  所谓“大胆”,不无一种隐隐约约的欣赏之意。 几十年后,学界普遍认为,尽管两天后《蒋介石日记》出现了“高宗武行踪及其处置”的字样,但以蒋介石对他的青眼有加、特殊好感,至多不过是略施薄惩、留待后用罢了。
  
  但,在高宗武提出“和平第二方案”、卷入微妙而又重大的蒋汪矛盾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一天,在看过板垣书信后,蒋介石勃然大怒,耿耿于怀。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对我变更态度者…… 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 ”他认为几天前板垣征四郎发表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公开谈话,不仅意味着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悄然转向,也暗含着将以汪精卫为对手的叵测居心。 而这一切都是高宗武造成的。
  
  紧接着,他找来了自己的密友、行政院副院长张群,让他把板垣书信、高宗武报告交给汪精卫,征询他的意见。 毫无疑问,这个“征询”有着以进为退、敲山震虎、示以轻蔑的多重色彩,并包含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睥睨心态。 周佛海后来谈道,“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道, 汪先生已在事前看过”。
  
  这么一来,汪精卫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又两天后,7 月 25 日,蒋介石又约见了汪精卫、张群, 商讨对板垣书信的处置办法。 没有人知道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对话,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满怀敌意地写道:“觉汪神情皆不自然, 果有愧怍之心乎? ”
  
  而在警告、震慑了汪精卫后,蒋介石意犹未尽。 几乎是汪精卫、张群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召来了陈布雷, 怒气冲冲地责问说:“高宗武这混蛋,他现在在哪里? ”
  
  这一天,蒋介石斥骂高宗武的话语很多,也很刺耳。 周佛海后来记载了其中关键的两句: “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让他去日本的? ”“自今日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了,完全与他无关系了。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也就是说, 蒋介石不仅丝毫没有下野的心思,他甚至还要严惩高宗武,并追查他的幕后主使。 这么一来,高宗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他的私访敌国、他的擅议大政、他和板垣征四郎的暗通款曲,都可能成为他被囚禁、被审讯乃至被枪毙的理由。周佛海后来谈道:“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 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 ”而几十年以后,一个学者更写道:“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沉寂了好几个月。”(范泓,《从政七年如咯血》)
  
  从此以后,高宗武再也没有回到武汉,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毫无悬念,“和平第二方案”仅仅酝酿一个多月后就必然流产。 不仅因为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连同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更因为无处不在的日本“扩大派”势力,以及四万万人“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山穷水尽之际, 周佛海却决心与日本人继续谈判,并实行“和平第三方案”。
  
  大约 8 月 10 日,在上海杨树浦医院治疗肺结核的高宗武, 给松本重治打去了一个电话。这时候,距离高宗武访日归来杳无音讯,已经三个多星期了。 “因为高宗武所从事的运动以后暂时未见进展”,影佐祯昭“以为高的计划已遭挫折”;一些参与了与高宗武会谈的日本人更怀疑,“说不定高来日本只是为了搞间谍活动”。(影佐祯昭,《漫谈》)
  
  接到电话后,松本重治喜出望外。他立即赶往杨树浦医院,询问“和平第二方案”的进展。但高宗武只字不肯透露, 他只是要求松本重治在月底之前赶往香港,以便双方进一步谈判。
  
  8月 27 日,松本重治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抵达香港。这时候,高宗武已经大致康复了, “但仍处于时起时卧的状态”。这一天,在两人共进早餐时,高宗武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健康原因,接下去的谈判将以梅思平为中方主角。 “请你与他仔细地谈谈好吗? ”
  
  松本重治颇感为难。 他说:“我不能与不知底细的人谈判。”但高宗武告诉他,作为“低调俱乐部”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梅思平绝对可靠,“与我们在一起考虑和平问题已经有半年多了”。尽管他从未到过日本,更不会说日语,但周隆庠将作为他的翻译,与松本重治进一步交谈和平条件以及和平方案。
  
  在高宗武的一再坚持下,松本重治答应了。梅思平,1896 年生,浙江永嘉人。 作为北京
  
  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且是与匡互生、罗章龙等人纵火烧毁曹汝霖住宅的六名主角之一。 大学毕业后, 他先是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北大同学陶希圣成为同事; 几年后,他又以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民国三大论战之一“社会史论战”,由此结识了当时兼任《新生命》杂志主编的周佛海。 从此以后, 他渐渐成为学界的知名人物。
  
  让他进一步声名大噪的,则是 1933 年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 这一年,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角,“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 在此之际,南京政府也划出五个县份,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毗邻南京的江宁县。在江宁县县长的任上,他复兴农业,鼓励乡村自治,推行公共卫生政策,实行近代教育,一时成为风头极健的新闻人物。 他的名声甚至传扬到了大海彼岸,松本重治的朋友、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后来谈道:“梅思平这个名字, 我是在很早以前从书上得知的。 当时, 他被提拔为一个地方的行政官…… 梅的业绩在美国都已经报道。 ”(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也是在江宁实验县县长的任上, 他结识了温州同乡、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由于这一层关系,高宗武与周佛海、陶希圣也渐渐接近。 加上周佛海的心腹嫡系罗君强,至此,后来“低调俱乐部”的五大要角会聚齐全了。到 1938 年年初,他以“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会长的身份,被认为“影响最大”、“活动力最强”; 及至高宗武病倒后,他又代表“低调俱乐部”,以及对此还一无所知的汪精卫,开始与松本重治进行“和平第三方案”的谈判。
  
  8 月 29 日, 在松本重治下榻的香岛酒店, 梅思平与他进行了第一轮会谈。 这一天, 两人以寒暄、 相互了解为主。 松本重治后来谈道: “在第一次会谈中, 为了解梅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或者说说笑话,或者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也渐渐不紧张了。”而在最初的拘谨之后,梅思平谈锋极健,他说起了自己的早年阅历, 说起了“五四运动”、江宁实验县县长生涯以及“ 低调俱乐部”……
  
  直到分别之际,两人才切入了正题。松本重治说,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撤兵,“为了撤兵, 日本方面认为蒋介石应该下野”。 但梅思平认为“这种方式不好”。
  
  次日,在高宗武下榻的格罗斯特旅馆,两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几乎一坐下来, 梅思平就激烈抨击着日方“蒋下野”要求。他说,倘若日本方面坚持这一点的话,“一切谈判就无法谈了”; 他说,即使日本人愿意先发表《撤兵声明》,以此换取蒋介石的下野,后果也不堪设想。 桂系、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内战将重新开始” ……在他滔滔不绝、极富逻辑的言辞面前,松本重治不知道该声辩 “蒋下野” 是高宗武首先提出来的呢,还是该强调一旦和平实现,蒋介石随时可以复职。 他只能以进为退地说, 倘若蒋介石不愿下野的话,中日和平也有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这么一来,近卫文麿就能够说服主战势力,以及七千万日本国民。
  
  这一天,双方唇枪舌剑、争辩不休。紧接着, 又一天后,8 月 31 日, 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小旅馆里,两人进行了第三次会谈。 这一天,梅思平问起了撤兵期限,以及“例外驻兵”的区域问题。 对此,松本重治早有准备。 他说:“撤兵至少需要一年半或两年时间。 ” 他并且进一步解释说, 这个期限对国民党政府也是必要的。 在一年多的战争后,无论华北还是长江下游,处处活跃着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游击队,“如果撤兵过于匆忙, 在撤兵区域内也一定会发生中央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相争夺的情形”。
  
  在此之外,日本将在内蒙、华北部分地区长期驻兵。 松本重治说,这个举措并非针对中国, 而是为了防止苏联从外蒙、 黑龙江流域两面夹击关东军。 “以防共的名义驻兵,但不仅仅是名义, 实际上确有防共的必要……日本方面主张在一定期限内在这些地区继续驻兵”。 对这个要求,梅思平大体接受了,但他一再强调,华北大部、长江下游的日军,必须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撤退。
  
  第四次会谈, 在另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小旅馆里进行。 这里更为偏僻、 家具设施等更为简陋,几乎就是一个鸡毛小店。 对此,松本重治开玩笑说:“会谈的场所好像逐渐降级了, 但是谈话可不能互相降级啊。”但这一天,他们交谈的, 的确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比如反日教育的取缔、“抗日救国会”的解散……
  
  但,这四次会谈,不过是梅思平欲擒故纵、试图摸清日方底线的烟幕弹。 1938 年 9 月 3 日,在松本重治下榻的香岛酒店,在第五次会谈中,梅思平终于抛出了“和平第三方案”的核心内容。 这个计划,不仅让松本重治大吃一惊,它也意味着持续一年多的“和平运动” 的巨大转轨,意味着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渐行渐远的歧途上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并伏笔了汪精卫后来的身败名裂。
  
  所谓“和平第三方案”,就是以汪精卫为首脑,以他的旧部张发奎、邓龙光,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为响应者,组成与重庆分庭抗礼、并独自对日媾和的“西南政府”计划。周佛海、高宗武认为,在武汉、广州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蒋介石将以云贵川为主要根据地;但无论龙云、卢汉还是刘文辉、邓锡侯,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蚕食、吞并自己的地盘。 只要日本发表《撤兵声明》、汪精卫号召发起“西南政府”,这些地方军阀是会群起响应的。 到那个时候,蒋介石自身难保,只能默认中日和谈的进行、中日和平的实现;及至日本完成撤兵后,汪精卫再宣布下野,将权力还给蒋介石……
  
  这个计划,就是不久后《重光堂协定》的主要基础。 对此, 松本重治表示了自己的怀疑: “总觉得有些地方未必像你希望的那样去发展, 例如在杂牌军将领呼应这一点上。 ” 但梅思平异常自信地说:“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先生领导, 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将集结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 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那些将领, 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地方势力、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 已经秘密取得了联络。 中国不会有人反对停战、撤兵的。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果真如此吗?唯唯,否否。直到这时候,就连汪精卫对这个计划都一无所知,又哪里谈得上龙云、张发奎、刘文辉? 周佛海、梅思平试图以瞒天过海的手笔,换取日方《撤兵声明》的许诺, 再以此为筹码去说服汪精卫。 他们认为, 只要日本答应撤兵,汪精卫一定会再次“跳火坑”的。至于那些地方将领,在日本威胁解除之后,他们当然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群起响应。
  
  这个掮客式的、买空卖空的手笔,是后来那场巨大历史悲剧的关键因素之一。
  
  又何止于此?这么一来,所谓“和平运动”不就演变为反蒋运动了吗? 不过两个多月前,西义显、高宗武刚刚在香港广东饭店签署了《第三势力备忘录》,但它墨迹未干,就被抛到了脑后。以松本重治为例,这一天,他只是质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丝毫没有涉及它的道义问题;以周佛海、高宗武为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汪精卫的私人品质,认为一旦媾和成功,汪精卫一定会把权力还给蒋介石,以便进行剿灭共产党的内战。但这种视军国大政如儿戏的说法, 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罢了。
  
  它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分裂国家、 破坏抗战的运动。即使“西南政府”顺利问世,谁敢说日本人一定会如约撤兵呢? 即使顺利签订了 “汪精卫—近卫文麿”和约,蒋介石、桂系和共产党又怎会听任他代表中国媾和呢?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内战,乃至这个古老国家永久沦亡于日本的灭顶之灾。
  
  如果说,对近卫文麿的谋和决心、日本“不扩大派”的实力,周佛海、高宗武的判断都刻舟求剑、大错特错的话,梅思平“中国不会有人反对停战、撤兵”的说法,也不过是以偏概全、管窥之见。诚然,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亡,国民党党内的谋和呼声不绝于耳;诚然,这一年秋天,在武汉危急、广州危急的情况下,这种声音再次高涨起来,以至于给了周佛海、梅思平一种“无人不主和”的印象。 但,几乎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那一天起,共产党、桂系以及千万知识青年,就决心抗战到底了;而在“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后,这种决心更弥漫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 弥漫在两百余万中国士兵、 几千万普通市民和几万万质朴农夫的脸上。 它如此鲜明、 如此热烈, 几乎可以视作四万万人的集体表情。 与这种苍茫而又壮阔的历史图景相比, 所谓 “主和派”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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