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4】“和平第二方案”

在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三人的极力劝说下,汪精卫似乎下定了决心。 次日清晨,他召见周佛海,决定启动“和平第三方案”;《周佛海日记》记载,“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 但不过几个小时后,因为一个人的极力反对,他的决心又渐渐动摇了。 与周佛海不同, 在过去的十几年,这个人与他同甘苦,共进退, 彼此知心, 情同手足。 他对汪精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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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乎是 “梅思平—松本重治” 谈判刚刚结束,周佛海就寻求着进言机会,试图向汪精卫兜售“和平第三方案”。但此后一个多月,武汉会战日渐危急, 史诗般的大西迁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地进行着。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周佛海、陶希圣还是远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都认为进言时机尚未成熟。

而到 1938 年 10 月,在武汉行将沦陷、汪精卫也一再发出妥协论调时,周佛海终于授意梅思平,向汪精卫挑明这个计划。

与六年前的“淞沪战争”一样,武汉会战给了汪精卫以巨大冲击。 6 月 11 日,以波田支队为前锋,华中派遣军进犯安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负责卫戍安庆的,是川军杨森的第27 集团军。 它下辖四个师两万余人,但其中大半是新兵。 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不过是队列、口令以及区区五发子弹的实弹射击。 这一天,他们目睹了前所未见的景象:溯江而上的军舰一再轰鸣,从芜湖起飞的飞机一波波地轰炸着他们的阵地;而在工事残破、尸首相枕之际,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动了登陆作战。 不过几个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并占领了安庆机场。

江防阵地的沦陷和安庆机场的失守, 使日军如虎添翼。 一艘艘运兵舰送来了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从安庆机场起飞的飞机,将一颗颗炸弹精确地投向各个战略要地。 在中国守军的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之际,波田支队发动了对安庆城的总攻,次日黎明,安庆沦陷了。

如果说,安庆战役反映了双方军队在训练、装备上的巨大差距,那么,马当要塞的失守,则折射了两支军队在组织程度上的天壤之别。

与安庆城防的匆促部署不同,几个月前,中国政府就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着这个长江天堑。在江面,它共分三层障碍物:江底密布木桩和乱石,江中处处是由凿沉的驳船和乱石组成的人工暗礁,水面上还漂浮着无数水雷;在江岸,它拥有一支训练有素、以原海军第三舰队官兵为骨干的江防部队,并设置了几个或险要或隐蔽的炮兵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大口径火炮大多是从“海忻号”、“海琛号”与“肇和号”等军舰上拆卸下来的舰炮,而那些舰艇,早已在南京沦陷前就凿沉江中、 用以封锁长江航道了。 蒋介石认为,以马当要塞的军备火力,至少可以阻挡日军一个月以上。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仅仅三天时间,马当要塞就失守了。

6 月 22 日,波田支队搭乘海军军舰,来到马当要塞的封锁线外。 这一天,在发现敌舰后, 几处阵地的大炮一起开火,当场击沉了三艘登陆艇;与此同时,日军排雷舰也负伤累累,只得仓皇逃离了战场。 初战告捷, 让要塞指挥官鲍长义上校兴奋不已。

但,几个小时后,日军却从陆路迂回包抄了要塞,并切断了要塞的补给线。原来,这一天,负责陆上阵地的第 16 军正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典活动,连长以上军官集体出席,各处阵地形同虚设。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训练班”结业典礼结束后,几百名军官又举行了聚餐会。 这一天,任凭鲍长义如何求援, 在醉酒中酣睡的第 16 军军长李蕴珩始终置之不理。 两天后, 在几个附属阵地被日机夷为平地后,只有千余人的鲍长义部弹尽粮绝,只得含泪弃守了要塞。 令人唏嘘的是,在撤离之前,这些青年并没有忘记拆卸要塞的大炮, 并沉入江中,以免为敌所用。 而这些大炮,是他们从永生难以忘怀的军舰上拆卸下来的……

然后,是彭泽、湖口、九江、广济、信阳、田家镇……在这场持续四个多月、 席卷徽赣豫鄂四省的大会战中, 尽管一百一十余万名中国士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并付出了 25.4 万余人的伤亡;但他们大多是新兵,没有任何现代战争经验,并饱受长官的腐败、无能、官僚主义之苦。他们令人悲怆地战败了,与此相对比,在这场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中, 参战的 9 个师团大约三十万名日本士兵, 仅仅付出了 3.5 万余人伤亡的代价。 而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水土不服,因为疟疾、霍乱的流行,日军因病减员的人数,却高达 6.7 万余人。

武汉会战深刻地震撼了汪精卫。 他愈发相信,至少二三十年之内,中国无法与日本匹敌; 他更加固执地认为,“攘外必先安内” 才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唯一选择。 而在他从武汉西迁到重庆、并住进上清寺官邸后,他的语调渐渐灰凉、沉重。

9月 25 日,在鄂东要塞田家镇失守、武汉危在旦夕之际,他发表了《在抗战中建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语气含糊、态度暧昧地谈道: “近代战争是经济战争,军事力量之强弱,有系于经济力量之丰歉。 我国东部尤其是东南为经济重心, 一切出入口贸易, 以至工业及金融等等,皆集中于此……失了这些地方,便失了军事上最重要的资源。 ”

十几天后,他又发表了国庆感言《信念与刺激性》。他说:“人生最危险的物事,无过于幻想。自己有了幻想, 误了自己的终身; 为国家为民族,有了幻想,误了国家,误了民族。 因此,要排除一切刺激性的宣传。 ”

如果说,这些言论不过是“唱低调”、一如过去一年多他的所作所为的话, 那么,10 月 11日,在日军前锋逼近武汉时,他却公开寄望第三国的调停、中日的和平谈判。 这一天,在接受德国海通社记者采访时, 他这么宣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 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 不过此项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 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可以成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 ”又十天后,他告诉英国路透社记者:“如日

本提出议和条件, 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 否则无调停之余地…… 吾人被迫诉诸武力, 目前战事, 非吾人所发动;吾人愿意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之条件耳。”(《申报》,1938 年 10 月 22 日)

凡此种种, 让周佛海认为进言时机已经成熟。 10 月 21 日,也就是汪精卫公开向日本求和的那一天,周佛海密令梅思平,将日方条件、“和平第三方案”全盘托出,以供汪精卫定夺。 周佛海相信,只要让汪精卫明白别无选择,他是一定会接受这个方案的。

10 月 22 日上午,梅思平来到上清寺官邸。

《汪精卫年谱》记载:“梅思平来谒,告日本希望能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梅思平告辞后,汪精卫久久徘徊、苦苦思索,始终难以作出决断。

毫无疑问,对汪精卫来说,这些条件极具诱惑力。 一天前,广州已经沦陷了;而在他独处上清寺官邸的这个房间一支接一支吸烟时,武汉郊外也已响起零零星星的枪声了。 在奉天、北平、天津、上海与南京之后,中国的七大都市已经全部沦亡了。 至于剩下的那些城市, 无论重庆、成都还是昆明、西安,都不过是传统的、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行政中心。 它丝毫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特别是至关重要的战时生产能力。

东南半壁和华北大部, 都处在太阳旗的覆盖下了。 它大约包括三百余座城市、 两万万人口。 自从中国开埠, 它是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以无数血泪换取的精华,是它近代化的主要象征。 它也是中国的主要产粮区,最繁华、最富庶的十余个省份。 此后三年,尽管天公作美,以四川、湖南为核心的国统区连年丰收,但在粮食之外,无论原棉、纱布、药品还是制造子弹的钢铁、驱动战车的汽油, 都依赖唯一一条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以及越来越困难的走私贸易。

更要命的是, 与东南失陷、华北沉沦几乎同时, 平浦线、平汉线、陇海线、同蒲线、玉南线……中国几乎所有的铁路干线,都处在日军的控制下了。 长江、大运河与漫长的海岸线,纵横驰骋的,也都是日本的军舰。 从此以后,无论困守西南一隅的国民政府训练出多少兵员、发动怎样的反攻, 它都不可能夺回这些战略要地了。 事实上,直到 1944 年 5 月,在史迪威将军、孙立人将军率领的中国驻印军已进抵中缅边境时, 卫立煌将军指挥的 20 余万中国远征军, 才发动了一场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滇西大反攻。而这个会战的主要目的,也不过是恢复被日军切断了的滇缅公路。

从此以后,“一片孤城万仞山”,蜀道和险峻的大西南,将成为日军进犯的天然屏障,但它也是中国军队发动反攻的最大障碍。 在武汉沦陷后,无论蒋介石还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发出了中日战争行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预言,对此, 汪精卫并非毫无觉察。 但这种国破家亡、 山河破碎的状况,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毕竟, 在沦陷区的两万万民众,过着铁蹄下的、水深火热的日子。

更让他忧心忡忡、如鲠在喉的,或许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的迅猛崛起。

过去一年多, 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撤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队, 却深入众多集镇、每一个乡村。 在华北和长江下游, 他们所过之处, 党支部、共青团、牺盟会、妇救会、儿童团…… 形形色色的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 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到 1938 年秋天,他们已建立了上百个或大或小的根据地, 并急剧扩军在 30 万人以上。 而在过去的年月, 即使是1933 年,它最为鼎盛、汪精卫决心“攘外安内” 的年份,它也没有拥有这么惊人的实力、如此浩大的声势。 它是沦陷区的真正主角, 无论日本人还是已经撤入西南的国民政府, 都对他们束手无策。 这一年,在一份发往东京的电报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说:“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 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 所谓治安恢复地区, 实际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的范围内。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汪精卫认为,倘若不尽早结束战争,共产党必将进一步地星火燎原。 到那个时候, 即使中国侥幸取胜,残破不堪、仅仅依托西南几省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坐拥广漠乡村的共产党的对手。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中日战争结果如何,国民党、中华民国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岩永裕吉、松本重治代表近卫文麿提出的七项要求,尽管颇为苛刻,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中日和谈的基础。 问题在于, 在他放弃九州重鼎、故旧星散零离十余年后,那个西南政府能够顺利问世吗? 那些手握重兵、与他素无渊源的地方将领,无论云南的龙云、卢汉还是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会听从他的号召吗? 在周佛海、梅思平开列的那份名单里,他略略有把握的,也不过是他的心腹旧部、原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以及粤军将领余汉谋两人而已。

问题更在于,即使西南政府能够如愿诞生、中国与日本能够达成有条件的和平,万世子孙、铮铮史册会怎样评价他呢? 过去几年,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已背负了无穷无尽、终生引以为憾的骂名,又何况是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终结抗战、独自求和?

“和平第三方案”风险太大、前途太叵测。此后两天,他足不出户,一个人在房间里苦苦思索着。 而在他困顿愁城之际, 众多影响着他的人物、事件和声音出现了。

首先是周佛海。

10月 24 日, 周佛海从成都回到重庆,“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次日下午,他来到上清寺官邸,面谒汪精卫并游说他实行“ 和平第三方案”。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 四时辞出……”

在这一个小时的交谈中, 他们谈了些什么

呢?

他们谈到了日方的和平条件, 以及这些条件对中国生存与独立的影响。 周佛海 “向汪先生说明日本的原则,陈述日本所希望的条件对于中国的国家存立并无若何影响,且以这种程度的条件,而缔结和平还是不错的”;更何况,他们还能在谈判桌上进一步地折冲樽俎、讨价还价。

他们谈到了中日和平的其它可能, 并断言除“和平第三方案”外别无选择。 周佛海认为, “以日本方面的希望条件,要说服蒋介石是不可能,所以不可不再想别个办法”;而汪精卫不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的话,发出和平言论尚且受到各方攻忤,又何况是对日和谈、缔结条约?

他们还谈到了共产党的声势大张, 以及越来越悲观的国际环境……

这些话语,让汪精卫渐渐心动。 次日,他召集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三人,在自己的官邸共进晚餐,并细细密谈了“和平第三方案”的种种可能。《周佛海日记》表明,这一天他们的谈话长达三个小时,“七时…… 赴汪公馆晚饭,十时返寓”;而陶希圣后来谈道:“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 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在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三人的极力劝说下,汪精卫似乎下定了决心。 次日清晨,他召见周佛海,决定启动“和平第三方案”;《周佛海日记》记载,“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 但不过几个小时后,因为一个人的极力反对,他的决心又渐渐动摇了。 与周佛海不同, 在过去的十几年,这个人与他同甘苦,共进退, 彼此知心, 情同手足。 他对汪精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这个人就是陈公博。

几年后,在被枪决前夕,陈公博回忆起了自己与闻“和平第三方案”、并极力劝阻汪精卫的过程。他说,大约 10 月 26 日,“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 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启程,并于 10 月 27 日清晨抵达重庆。 陈公博谈道:“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 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

在明白了汪精卫打算、“和平第三方案”的主要内容后,陈公博大吃一惊。他告诉汪精卫,自从汪精卫辞去南方政府主席职务以来, 十几年间, “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方今国家多难、 不容再破”;他说,“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万一失败,国亦不救。 ” 更重要的是,“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我们不知道它对我要求至何限度,猝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陈公博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周佛海日记》、陶希圣回忆录的证实。 这一天, 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公博来谈”;而陶希圣后来回忆说:“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 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陶希圣,《潮流与点滴》)考虑到此后一年多陈公博始终没有参加汪精卫的和平活动,而陶希圣早已和汪精卫阵营决裂、并回到了重庆,这一天他的极力反对, 应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一天, 两个密友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争辩。 陈公博后来谈道,中午时分,陈璧君打断了他们的交谈,“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 食过中饭再来谈罢”;而当天下午,在汪精卫午觉起床后,“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

在陈公博的激烈言辞中, 汪精卫的决心渐渐动摇了。 两天后,10 月 29 日,一份来自遥远海外的电报,更几乎使汪精卫彻底断绝了另立政府、实行“和平第三方案”的念头。

那就是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禁绝和谈提案。几天前,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无法回到重庆参加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陈嘉庚以电报形式提交了三份议案,其中第一项就是反对言和,惩处汉奸。 “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而在参政会秘书处润色后,这份 30 个字的提案被浓缩为 9 个字:“凡官吏言和者即汉奸。 ”毫无疑问, 这个提案针对的是重庆政府内部渐渐甚嚣尘上的主和言论,而首当其冲的, 正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汪精卫。

更令人尴尬的是,按照惯例,这份提案必须由汪精卫宣读,并提交议员们讨论。 这一天,著名报人、参政会议员邹韬奋觉察到,汪在宣读这份提案时,“脸色突然变苍白。 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气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邹韬奋,《抗战以来》); 而在众多议员纷纷要求他表态时,这个会议主席、被称为孙中山之后中华民国最杰出演讲家的 55 岁文人,居然不伦不类地说了一句:“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 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

或许,这一天汪精卫的反常表现,不仅因为这份提案对他颇含敌意,也不仅因为他心怀鬼胎。 也许, 他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了此行的叵测、未来的身败名裂? 众多迹象表明,在此后的几个月,这种预感始终伴随着他, 并且挥之不去。

这一天傍晚, 在回到官邸后, 他告诉陈公博:“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吧。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似乎他决心悬崖勒马、放弃这个方案了。那场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历史悲剧, 似乎要和他擦肩而过了。 但,这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

周佛海与他交情甚浅, 只是在过去一年多才行迹渐密。 陈公博尽管与他多年患难、 也只能以友人身份施加影响。 而这个人, 却是他生命中最亲密、最重要的伴侣。 在过去几十年,这个人与他相濡以沫、 情深意切; 她虽然任性刻薄, 甚至略显粗鄙, 但在他作出任何一个选择时,她都追随着他,并陪同他经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悲欢。

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


下一章节:《精卫填海》丁三 【第六章 1】重光堂协定

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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