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六章 1】重光堂协定

1909年初冬,在汪精卫决心北上刺杀载沣之际,陈璧君赶赴日本,坚决要求加入他的七人暗杀团。这个暗杀团由四男三女组成,在时年26岁的汪精卫、时年26岁的黄复生之外,它还包括时年23岁的喻培伦、时年25岁的方君瑛以及方君瑛的寡嫂曾醒。它是这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是它延续五千年却始终年轻的秘密所在。而在汪精卫、黄复生入狱后,陈璧君先后提出了两个营救方案。与那个暗杀团的青年面容、它的纯洁之心与慷慨之志一样,这两个貌似幼稚、令后人取笑不已的方案,也是一个伟大民族青春诗篇的组成部分。

上一章节:《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4】“和平第二方案”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生,时年47岁。她生长在南洋槟榔屿的一个富有华侨家庭,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并养成了她天真娇憨、异常任性的性格。1907年秋天,在当地华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的介绍下,16岁的陈璧君结识了前来槟榔屿筹集经费、发展当地同盟会组织的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4岁。

  对风华绝代、口才恣意汪洋的汪精卫,陈璧君几乎一见倾心。此后几个月,无论刮风下雨,路途遥远,每逢汪精卫上街募捐演讲,陈璧君每讲必到。正值汪精卫最纯粹、最光华灿烂的年龄,他的演讲悲愤时怒发冲冠、哀痛时声泪俱下,而陈璧君也追随着他的话语,目睹了那个瓜分豆剖、死气沉沉的国家,目睹了在大海彼岸的那一群同盟会青年,“汪喜亦喜、汪忧亦忧”。不久后,她就向父母亲提出,要退掉与她的表哥、原本青梅竹马的梁宇皋的婚约。

  在退婚被父母拒绝后,陈璧君鼓起勇气,向汪精卫写了一封求婚信。在她青涩的、情窦初开的心中,倘若汪精卫愿意接受她,她就抛弃一切、离家出走,追随着他做革命党,做被朝廷通缉的亡命徒。但几天后,汪精卫写来了一封回信,婉言谢绝了她的情意。原来,在遥远的家乡,他也有一个未曾退掉的婚约;而在他年轻高洁、铿锵有力的心中,革命者应该随时准备作薪、作炭,将自己光焰万丈地付之一炬,而不敢有家室之累。

  在收到这封回信后,陈璧君伤心不已。但此后两年,陈璧君依旧时时追寻着汪精卫的行踪、倾听着他的声音,仿佛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风华绝代的青年。而两年后,恰恰是汪精卫的作“薪”,成全了他们的姻缘。

  1909年初冬,在汪精卫决心北上刺杀载沣之际,陈璧君赶赴日本,坚决要求加入他的七人暗杀团。这个暗杀团由四男三女组成,在时年26岁的汪精卫、时年26岁的黄复生之外,它还包括时年23岁的喻培伦、时年25岁的方君瑛以及方君瑛的寡嫂曾醒。它是这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是它延续五千年却始终年轻的秘密所在。而在汪精卫、黄复生入狱后,陈璧君先后提出了两个营救方案。与那个暗杀团的青年面容、它的纯洁之心与慷慨之志一样,这两个貌似幼稚、令后人取笑不已的方案,也是一个伟大民族青春诗篇的组成部分。

  方案之一,是组织敢死队大规模劫狱,而劫狱所需经费则从澳门赌场赢取。这一天,陈璧君女扮男装,与她的同伴李佩书以青年夫妇的身份,进入了葡京大赌场。这个异常拙劣、近乎戏台故事的手笔,让见多识广的赌场伙计窃笑不已。几个小时后,她们不仅毫无斩获,并且输掉了全部的四千银元现金。

  方案之二,则是在北京城挖掘地道,直通监狱内部,让汪精卫从地道中脱身。这个近乎天方夜谭的想法,不仅反映了陈璧君异常懵懂、近乎无知的面貌,它也折射了那个以青年为主角时代的风华与璀璨。毕竟,所有的革命者都与理想相亲,而一切严谨的思辨、无尽头颅无尽血的泼洒,也都为了重建天真。

  在这两个方案无疾而终后,1910年冬天,陈璧君又冒着严寒前往北京,并通过层层围墙,给已经被判处终生监禁的汪精卫送去了十几个鸡蛋。在一枚鸡蛋中,陈璧君暗藏了一封短信,表达自己终身不嫁、终生守候的心意。正是这封书信,让汪精卫感念不已,并陪伴他度过了一年多的囚徒生涯。

  他咬破手指,写下了四字血书:“信到平安。”

  他以一首《金镂曲》回赠陈璧君。这一阕古词,情深意切,荡气回肠。它充满了壮志未酬的DANG怅惘、乃至头颅依旧安好的遗憾:“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愧戴却头颅依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他并且许诺说,只要他能活着走出监狱,他将娶陈璧君为妻,与她终生厮守••••••

  与汪精卫的酒和诗歌、必死之心与烈士之志一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并被铸入了这个苦难国家永志不忘的青春记忆。此后二十余年,尽管按照世俗的评价,陈璧君与品行高洁、风华绝代的汪精卫并非良配,尽管外界始终流传着汪精卫“惧内”、而陈璧君异常飞扬跋扈的说法,但,事实上,他们相濡以沫,彼此一往情深。汪精卫对她的忍让,不过是一种长兄般的态度;而对汪精卫的任何选择,陈璧君都义无反顾地追随,并且始终无怨无悔。

  在陈公博眼里,蒋汪合作的三年多时间里,“不止汪先生对蒋开诚布公,连汪夫人也对蒋弃嫌修好。每次我们稍有一两句批评蒋先生,(陈璧君)即用斩钉截铁的态度,封住了我们的口说:’我是相信他的,我不懂你们怀着什么坏心思。’”(陈公博,《苦笑录》)

  直到1935年11月1日,在刺客孙凤鸣的枪声中,汪精卫躺在了血泊里。

  这一天,在与汪精卫互诉衷肠后,陈璧君冷冷地质问匆匆赶来的蒋介石:“蒋先生,有话好好说,何必这么做呢?”

  原来,几个月前,南京就盛传着蒋介石嫡系复兴社要刺杀汪精卫的传闻。这一天,在百余名中委分五排站立、准备合影留念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到场;而依照常理,在这个象征着国民党团结、统一和继往开来的时刻,即使他身患疾病,他也应该参加合影。更蹊跷的是,在会务人员一次次催促他下楼时,他却说,“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他似乎对刺杀案早有所知••••••

  在戴笠的努力下,刺杀案的幕后主使渐渐水落石出。但此后几年,对这个结果,陈璧君始终将信将疑。她怀疑余立奎、王亚樵等人,都不过是蒋介石栽赃嫁祸的产物。毕竟,经办该案的主要人员,都是蒋介石的心腹。

  如果说,对汪精卫的险遭不测,陈璧君耿耿于怀的话,那么,更让她鄙夷不已、愤怒不堪的,却是蒋介石的抛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并发动抗战。在她看来,蒋介石不过是为了一己活命,才在“西安事变”中答允国共合作,并彻底改变了内外政策。而这么一来,汪精卫的谤满天下,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悲伤与苦难,都毫无价值,恍若一场噩梦。

  她心疼自己的丈夫。她决心成全他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执着。自从抗战爆发,她关心着每一个和谈消息,并盼望这个国家能够回到过去的轨道。陈璧君认为,只有这样,汪精卫的一生,才是完整的、有始有终的。

  在过去的一年多,每当中国军队从一个又一个城市撤退时,她总是异常不屑、尖酸刻薄地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道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为止。”

  1938年6月,当她的侄子、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时,她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什么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什么’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语)••••••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的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

  她甚至认为,哪怕葬送满洲,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她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曙风,《汪精卫投日前后侧记》)

  由此可以想见,1938年10月26日,在听闻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和平第三方案”后,她会怦然心动、无比热切,甚至将它视为汪精卫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机。

  《周佛海日记》记载:“谒汪先生,略谈。汪因事先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而在周佛海告辞后,她一遍遍地盘算着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人的态度,一次次地推敲着计划的细节。在她看来,只要西南政府顺利问世、中日和平如期实现,不仅汪精卫的所有委屈、所有遗憾都能得到回报,过去几年的骂名、众叛亲离的处境以及至今还留在汪精卫脊背中的那颗子弹,都能获得崭新的解释。汪精卫将以力挽狂澜、再造中国的名声载入史册。

  她的决心渐渐坚定。为了让汪精卫接受“和平第三方案”,她甚至不愿让汪精卫最好的朋友、时任国民党四川党部主任的陈公博与闻此事。她告诉汪精卫:“公博最近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陈公博“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哪里怕我懒,怕我反对罢了”(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但汪精卫毕竟召来了陈公博,毕竟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一天,10月30日,当周佛海、梅思平又一次来到汪公馆,而汪精卫含糊其辞、心生退意时,她却越俎代庖,替汪精卫作出了决定。她告诉周佛海:“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也就是说,关键是看日本的和平诚意,关键是看周佛海、梅思平们能在谈判桌上为中国赢得怎样的条件。只要大体上能接受,她将推动汪精卫开始新的人生。对此,当天晩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十二时始返寓,辗转不能成寐。时势造英雄欤?英雄造时事欤?时势如此,能否旋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

  对此,陈公博却扼腕叹息,引以为终生最大憾事。几个月后,他告诉陶希圣:“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会败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如果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执着,蒙蔽了汪精卫的眼睛,那么,蒙蔽陈璧君眼睛的,就是对蒋介石的仇视和对汪精卫遭遇的疼痛。他们不知道,为发动“武汉会战”,日本已竭尽了全力;他们更不知道,这场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并诱降汪精卫这样的“中国第一流人物”。

  远在1938年6月,在发动武汉会战前,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会议就悲观地估计道:“早日解决中国事变是陆军省、部的一致希望••••••但是占领武汉和广东,能否使蒋政权屈服,尚无把握。”为此,7月22日,他们设立了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分裂中国、进行形形色色的政治诱降活动。此后几个月,以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的重光堂为中心,它制定了五花八门的诱降计划:“鸟工作”决心起用唐绍仪、吴佩孚等北洋系官僚,以孤立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抗战阵营;“鸠工作”打算加强临时、维新两大傀儡政权与未沦陷区的合流;“鹰工作”意欲掀起中国社会的反蒋运动;“鹭工作”为了离间重庆政府的旁系将领和政客;“鹫工作,,则旨在建立一个反蒋、反共、推行中日亲善政策的“西南政府”••••••

  紧接着,为发动这场伤亡惨重、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会战,他们决定再向中国派出13个师团大约40万兵力。其中9个师团派往中国战场,另外4个师团则驻防满洲,以防止苏联红军的大规模突袭。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征召24万名新兵,以补充伤亡、负责新占领区的守备。这么一来,在付出20余万人伤亡、接近10个师团灰飞烟灭后,中国战场已吸引了日本的23个师团70余万兵力。而在此之前,甲午战争的全部投入兵力不过24万人,日俄战争也不过27万人。

  那场发生在卢沟桥畔的微不足道的纠纷,已渐渐演变为这个蕞尔小国的不可承受之重了。此后一个多月,为征募新兵、动员民众,日本各级政府倾巢而出。松本重治的朋友、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后来谈道,远在发动徐州会战时,形形色色的社区演讲、街头演讲就开始了,很快又蔓延到农村。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也陷入了防务空虚、岌岌可危的境地。日本战史后来概括说:“兵力全部为34个师团,其中对苏战备9个师团,在华兵力23个师团,国内仅保有2个师团••••••苏联的远东兵力,昭和十二年(1937年)年底即达20个师团,并且仍在增加。因此,对苏战备极其薄弱,呈现危险状态。”(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那么,在倾举国之力,攻克武汉、广州后,他们对战争前景又是怎么估计的呢?

  10月7日,当武汉在望时,日本内阁向各级政府下发了一份《关于攻陷汉口时国民的各项活动》通知,事无巨细地规定了种种庆典活动。按照这份通知,10月25日深夜,当《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发回“冲进武汉一角”的电报时,无数手摇铃声瞬间响起,七千万国民纷纷拥上街头,开始了长达五天五夜的狂欢。凌晨2点钟,40万人聚集在二重桥广场,向皇宫山呼“万岁”;当天晚上,在后乐园体育场,著名作家吉川英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十万人举行了大合唱,盛大的焰火将东京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

  10月27日,庆典活动进入了高潮。这一天,《读卖新闻》报道说:“祝胜的帝都一片欢腾,DANG圣上乘爱马,自二重桥点头致意••••••”小俣行男后来谈道:“东京参加提灯游行和举旗游行的人达到50万之多,二重桥前的广场一片灯海。庆祝游行持续到29日、30日,东京市内所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战争已经结束的气氛。”(小俣行男,《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

  但,这种“战争已经结束”的气氛,恰恰是日本内阁、陆军中央极力避免的。这一天,也就是陈公博苦口婆心、极力劝阻汪精卫时,日本内阁又十万火急地下发了一份秘密通知:“应强调汉口虽陷落,但在蒋政权溃灭前仍须继续进行军事活动••••••要举行追悼、祈祷仪式,加强后方的支援。”而陆军“不扩大派”成员之一、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班长堀场一雄更心情黯然地写道:“汉口陷落后,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日夜不停,但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的耳中,只不过留下了哀调,越发担心战争的前途。”

  又何止于此,事实上,日本已处在覆灭的边缘了。如果说,在此之前,速战速决、“绝对避免同时有两个敌人”,是日本成功的秘诀,也是明治大帝对自己国力的清醒估计的话,那么,到这个时候,它已处在两个大国的环伺包围中。它竭尽全力尚且不能征服中国,又遑论远为强大、尚未折损一兵一卒的苏俄?它在国际上形影孤单,这就注定了它必将走上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组成“轴心国”并与全世界为敌的道路。它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它的耀武扬威,都不能掩盖它在战略上的彻底失败。更不必说,它政局混乱、政出多门,无论近卫文暦、石原莞尔还是日本天皇、西园寺公望,都无力把握时局,无力引领日本的方向。

  在这个中日战争的转折点上,陈璧君昧于大势,力促汪精卫走上了他的不归路。不知道21年以后,当她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孤独地死去时,对深爱她的汪精卫,她会有怎样的歉疚,怎样的悔恨?倘若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不知道他们再次相逢时,那个生性温和、对她毕生迁就的男人,会不会再次以长兄的姿态宽慰她?而这个时候,汪精卫早已死去15年了,他已经彻底地身败名裂、并被永久地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他甚至被撒骨扬灰,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他没有留存任何的痕迹。

  几十年后,日本战史这样记载他们在1938年秋冬的处境:“集中国力,特别是集中了陆军主力,终于在昭和十三年10月底攻占了武汉和广州。这是为在年内解决中国事变所下的赌注,然而中国的抗战意志仍然旺盛。除在汪兆铭工作上多少有些进展外,解决的预兆,无可期待。”(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1938年11月2日,在得到陈璧君授意后,梅思平离开重庆,绕道云南前往香港。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他要在香港与高宗武会合,并分头前往上海,以便与日方代表开始正式谈判。

  这一次,与梅思平同行、并担任他的翻译的,依旧是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几十年后,在回忆录里,日方代表之一、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的今井武夫记载了他们的行程:“梅于11月2日从重庆出发,9日到香港,从香港乘法国轮船’道尔曼号’于12日到达上海。次日即13日高宗武乘意大利轮船’戈普特亚号’到达上海。至此,中国方面的人员已经到齐。”(《今井武夫回忆录》)

  而在抵达上海码头后,几部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接走了他们,并将他们送往虹口东体育会路的一栋西式住宅。几天前,今井武夫已经把这所大房子修缮一新,并从附近的东亚旅馆租用了种种用品和两个日本女佣。此后几天,两名中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以及翻译周隆庠,将与三名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以及助手伊藤芳男,谈判一份后来广为流传、永载史册的中日和平协定。由于这所房子的名字是“重光堂”,这份协定也被通称为《重光堂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重光堂还有一个臭名昭彰、诱降了众多大汉奸的旧主人,他的名字是土肥原贤二。他的新近身份,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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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暮雨

暮雨。 九月的雨。临黑夜前,下昼晚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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