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4】“和平第二方案”

在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三人的极力劝说下,汪精卫似乎下定了决心。 次日清晨,他召见周佛海,决定启动“和平第三方案”;《周佛海日记》记载,“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 但不过几个小时后,因为一个人的极力反对,他的决心又渐渐动摇了。 与周佛海不同, 在过去的十几年,这个人与他同甘苦,共进退, 彼此知心, 情同手足。 他对汪精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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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乎是 “梅思平—松本重治” 谈判刚刚结束,周佛海就寻求着进言机会,试图向汪精卫兜售“和平第三方案”。但此后一个多月,武汉会战日渐危急, 史诗般的大西迁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地进行着。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周佛海、陶希圣还是远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都认为进言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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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3】“和平第二方案”

8月 27 日,松本重治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抵达香港。这时候,高宗武已经大致康复了, “但仍处于时起时卧的状态”。这一天,在两人共进早餐时,高宗武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健康原因,接下去的谈判将以梅思平为中方主角。 “请你与他仔细地谈谈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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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抵达上海后,一连二十多天,高宗武始终没有和日本方面联系。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则认为,“总而言之, 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 由于悲观失望、 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 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 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 高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约翰·亨 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但事实上,在这期间,高宗武并没有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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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2】“和平第二方案”

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事变的方案已经断念了。 他态度一变,不再提出这个问题, 只是一门心思地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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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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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1】“和平第二方案”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或许是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干系太大,或许是预感到了前路的叵测,直到6月14日,高宗武才出现在西义显下榻的香港半岛饭店。这一天,西义显注意到,高宗武的脸色异常苍白,“这主要是他患有肺病,也表现出他为了和平的大义,而不得不暂时地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悲壮决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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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上一章节:《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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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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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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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3】厥土斯民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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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 1883 年 5 月 4 日, 他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名县衙里的师爷。 作为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他自幼深受父母的宠爱。但他 13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次年,他 75 岁的父亲也撒手西去。 从此以后,他孤苦伶仃,依从他的长兄汪兆镛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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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2】厥土斯民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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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徐州会战的发动,让西义显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给高宗武以及他背后的蒋介石以交代。无奈之下,他在东京逗留了十几天,直到会战行将结束时才再次前往香港。“5月17日,我幸运地乘上大阪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丸,由神户启程,经神户往香港,再次驶向可爱的大海。”(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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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1】厥土斯民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4】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十年后,围绕着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反应,以及十几天后高宗武、西义显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再次会谈的情形,几个当事人出现了各执一词、截然相反的说法。1971年,在接受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访问时,高宗武谈道,看过影佐书信后,蒋介石一言不发,只是叮嘱了他一句,“这件事不必让张群、何应钦知道”。(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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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本文根据王蒙2003年10月31日在南升 大学,'南开名人论坛”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整 理者洪非,未经演讲者审阅。"南开名人论坛”自 1999年创办以来,已有龙永图、郑必坚、赵启 正、李葦星、杨振宁、金庸、唐树备、丘成桐、阿蒂 雅等国内外知名人士登台亮相。
~编者~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荣誉。南开大学是我闻名已久、仰慕 已久的大学,我今天是第一次进入南开的校园,所以第一个感觉 就是我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南开(掌声)。不过正如校长先生刚才论 说的,虽然踏进校园晚了一步,但是我在精神上和南开一直保持 杯 着神交。刚才提到罗宗强先生。罗先生我今天第一次见,当年看 他的著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我受到感动。我写这本书的评 论《名士风流之后》的时候,并没跟罗先生直接联系,我今天见到 罗先生,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雍容,还要那么南开(掌声)。当然还 有张学正先生,感谢他编了我的一本书,而且被教育部的全国高 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为必读书。他还那么认真、 全面地写了前言,我非常地感谢。当然还要提到南开的校友赵玫 女士。昨天我还接到谁的电话,是谁我一时记不清了。由于我已 经过了六十九周岁,马上就满七十岁了,所以谁来的电话我一下 子忘了,但是他说的事我记着。他说他看了赵玫的文章,非常地 感动.哦,我想起来了,是云南的诗人晓雪。所以我虽然老了吧, 但还才处在开始阶段。我是在老年痴呆症初期,来到南开的。我 相信我和南开师生的接触,能有助于减轻我的老年痴呆症的症 状(掌声)。我希望不只是挂一个名,既然聘我当兼职教授,那么 我要想讲什么就随时会来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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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4】大矶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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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高宗武的再次出现,与周佛海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南京政府西迁后,“低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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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3】大矶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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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决定按原计划行事,西义显后来谈道,“近卫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董道宁)再次来拜访我,说他决心已定,一定要去东京, 设法开辟中日交涉的路线”。 而这时候,西义显多少有些犹豫不决,为此征求了松本重治的意见。 “1 月 17 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满铁南京事务所的西义显先生给我打来电话:‘ 现在我在汇中饭店与董道宁先生交谈,董先生考虑现在去日本, 是我建议他去的, 你认为怎么样?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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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2】大矶海边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时年约40 岁。 作为日本华侨的儿子, 他在横滨长大, “初中是在东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学是在京都念的”,标准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说得还好。 过去几年,西义显时常笑称他为“日华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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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1937 年 12 月 30 日, 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 这时候, 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 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 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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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此时,西义显正在日本大矶的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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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人间】被榨干的养子,被抛弃的女婿

那一年,养父问王安平,能不能娶了脸上有大面积胎记的姐姐,王安平同意了。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他太想有个名正言顺的“家”了。

被榨干的养子,被抛弃的女婿

作者:深蓝
摘自:网易人间 http://renjian.163.com/19/0830/14/ENR7495E000181R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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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4】“近卫的先手”

“低调俱乐部” 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 年 7 月 30 日, 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 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 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 ”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 ‘高’, 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 邦克,“从此, 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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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7 年 8 月 9 日傍晚,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大山勇夫、斋藤要藏开着一部福特牌敞篷车, 试图闯进上海的虹桥机场。 被中国士兵阻止后,他们大吵大闹,甚至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们不知道,此时卫戍机场的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保安队队员了。十几天前,中央军第 2 师补充旅一部已换上保安队制服,秘密进驻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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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3】“近卫的先手”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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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03

  7 月 30 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 4 时,天皇召见了近卫, 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

  《朝日新闻》 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 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 ’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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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2】“近卫的先手”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上一章节 丁三 【第二章 1】“近卫的先手”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

  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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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1】“近卫的先手”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4】

第二章 1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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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3】 
 
 接下 【第二章 1】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收到这两封电报后,石原莞尔就决定“不扩 大”、迅速平息事态。 但这时候,一种借此机会、 “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声潮,已经充斥了这栋 灰色的大厦。 原陆军参谋次长、 几个月前已出 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甚至拍着扶手叫喊道:“太 好了! 终于干起来了! ”
  
  一时之间,对如何处置“卢沟桥事件”,几十 名陆军将校分裂成杉山元领衔的乐观派和石 原领衔的慎重派。 在两派极端对立的氛围中, 陆军省、 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召开了。 围绕着 “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两派将校进行了 一整天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扩大事态是否会引 发战争。
  
  石原莞尔谈道, 倘若扩大事态的话,29 军 必将奋起抗战, 南京政府也将派兵北上,“使纠 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 道路相违背……应该迅速地、 简单地收拾事 件”。 但对这个观点,众多“扩大派”将校不屑一 顾。 武藤章认为,“只要满载士兵的列车一通过 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 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 重也谈道,从本土派出的师团将不会踏上中国 的土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 即使不 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就会投降”。 也就是 说,所谓“扩大事态”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 只 要作出这个姿态, 中国就会接受城下之盟,日 本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尔后,是战争万一爆发、“日本能否承受”的 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将战场 局限在黄河以北,日本也至少要动员15 个师团 才能取胜;哪怕战争只持续半年,日本也将付出 几万人的伤亡、50 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并消耗 一半以上的战略储备。 为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 冲突,如此代价是否值得? 更不必说,所谓“华 北作战” 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战争爆发 后, 中国很可能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 队,这么一来,它将演变为全面战争,并且将是一场持久战。 日本将深陷中国的泥潭, 而无力 应对苏俄的威胁和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石原莞尔的这些话语, 几乎预言了未来中 日战争的走向。但“扩大派”将校嗤之以鼻。杉山 元认为,什么西安事变、什么全面战争,都不过 是危言耸听,“解决华北事变不会超过一个月”。 与他相对比, 十年前曾误判中国青年已具有民 族意识、 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的永津佐比重更 加乐观。他说,哪怕南京政府派兵北上,“通过一 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连 一个月都用不上。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太 阳渐渐西斜的时候, 石原莞尔到底忍不住了。 针对杉山元喋喋不休的“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 的论调, 他尖刻地反问:“大臣, 给你一部脚踏 车,你一个月之内能从华北骑到四川吗? ”
  
  杉山元勃然大怒:“少将, 请注意你的措 辞。 ”
  
  石原莞尔冷冷地回答:“大臣的分内所在 是军政, 我只希望大臣能处理好自己的分内 事务……”
  
  杉山元为之愕然、哑口无言了。 原来,按照 日本军制,陆军大臣及其陆军省只负责军政,亦 即征兵、人事、行政等方面;而涉及到派兵、用 兵、军事部署等军令问题,一概由参谋本部执 掌。 这种相互制衡、类似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 是杉山元所无法违背的。 又何止是杉山元? 听 到这个回答后, 会场一下子寂然无声了。 石原 的这个表态不仅咄咄逼人, 并且无礼至极。 在 重视官阶、资历和上下级礼仪的日本陆军,它堪 称是一个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侮辱性手笔。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而在会议结束后, 石原径自拜访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 王,获得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授权。 并于 8 日 18 时 42 分以临命 400 号指示, 发给中国驻 屯军司令官。
  
  7 月 8 日晚上, 接到参谋本部临时第400 号命令后, 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再赴秦德纯 私宅。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后, 双方达成了三 项口头协议:首先是两军立即停止对射;其次, 中国驻军撤往卢沟桥西岸,而日军也撤回丰台, 双方摆脱近距离接触;最后,中国军队从此不再 驻扎东岸的宛平县城, 宛平防务由原保安队以 及双方都能接受的石友三冀北保安队一部接 防,“人数限三百人”……
  
  这份协议, 远谈不上什么平等。 与塘沽协 定、以往的众多协定一样,近乎无中生有的“卢 沟桥事件”,让中国军队又一次从宛平县城撤退 了,而日军仍然驻扎在丰台。但由于卢沟桥还在 中国人手里,秦德纯答应了。
  
  次日凌晨 5 时,双方开始撤兵。在乱纷纷的 现场,由于金振中营的1400 余名官兵和一木清 直大队的 700 余名日本人都不愿撤离, 终于引 发了又一次隔岸对射事件。 在秦德纯的一再勒 令下,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中国方面的撤兵完成 了。 “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 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今井 武夫回忆录》)
  
  但在签订正式协定时,双方冲突再起。
  
  这个冲突,或许和协定文稿的措辞、用字有 关,更和一木大队的始终没有撤离有关。这一天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松井太久郎草拟了 三项要求,并提出附加条件,与中方代表、时任 天津市市长兼 29 军 38 师师长的张自忠进行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谈 判毫无进展。
  
  第一个分歧,是中方不愿向日方道歉。协定 文稿第一条写道:“冀察第 29 军代表应向日本 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军官予以处分,并负 责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张自忠 的助手、 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答复说:“惩处肇 事的负责人有困难。 ”
  
  这个答复,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委婉说辞, 还是暗指“肇事的负责人”是日本方面呢? 谁也 说不清。 与这个分歧相比, 第二个分歧远为重 大。 那就是卢沟桥的驻防。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东岸是宛平县城,以金 振中营为驻防部队, 西岸则是金振中营所属的 吉星文团卫戍区。按照两天前的口头协议,金振 中营将撤离宛平,以保安队接防,而西岸仍处在 吉星文团的控制下。 但这份协定文稿的第二条 却写道:“卢沟桥附近、 永定河东岸不得驻防部 队。”它的附加条款再次强调,“以上条件经中国 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 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 所谓 “卢沟桥附 近”,不也包括西岸地区吗? 谁敢说日本人不是 想趁机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卢沟桥呢? 两天过去 了,一木大队始终没有撤离,谁敢说在宛平留守 部队撤往西岸后日本人不会趁机进驻呢?
  
  又何况,这个协定文稿的第三条,是《何梅协定》的重申。 但两年前签订的《何梅协定》,恰 恰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1935 年 6 月 9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 隆和北平使馆副武官、冒充“关东军代表”的高 桥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勒逼何应钦将南京势 力撤出华北。 离开之前,他们留下了三页文件, “以日文缮就”。当时,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众多 幕僚、秘书,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诡计。 在那三 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第三 页是“中方未着手之事项”。但在这两页文件里, 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仅有三行文字的笺纸。 它置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可以归类为“所承诺 事项”,但它的条目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而非第一页所承诺九条 的延续。在何应钦草草答应后,这异常苛刻的三 款,日方可以任意驱逐“可能对日华关系造成妨 碍”的人员和机关、日方有权过问冀察政权的人 事任免,以及日本方面有监视纠察之权,就被日 本人解释为“已承诺事项”。(梁敬 ,《日本侵略 华北史述》)
  
  凡此种种,都让中方代表停止了谈判。次日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1 日凌晨 5 时, 秦德纯打 电话给松井太久郎,“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唯 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 绝对不能同 意”。今井武夫后来谈道:“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 条件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 了僵局。 ”(《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当天上午,他绕过 松井太久郎,找到了前来北平视察部队、当时下 榻在扶桑馆旅馆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表示决心, 愿意负责打开僵局, 请求委以重 任”。 在再次获得授权后,他首先拜访了宋哲元 的亲戚、 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贾德耀, “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随后,在外交专员林 耕宇的陪同下,他来到张允荣家里,并在这里见 到了他的老相识、 同样担任冀察政务委员的齐 燮元。
  
  这一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今井武夫保 证绝不干涉西岸防务、 并且签字的同时将一木 大队撤回丰台后,秦德纯很快打来电话,授权齐 燮元和今井签署协定。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拟 定了语气平和、内容明确的三条草案。 其中“29 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改为“以地主之谊 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 撤兵范围明确为 “卢沟桥城厢”也就是宛平县城;而事件的源头,也定义为中方更能接受的 “抗日各团体之嫁 祸”。今井武夫后来谈道:“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 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 ”
  
  几十年后,今井武夫依然记得,这一天是难 得的好天气,“夜来的阴云已经一扫而光, 雨过 天晴”。 “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 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从卢沟桥撤 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至 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首先不看到中国军队撤 退,就不能离开此地。 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 因此才僵持不下、 互不让步。 这与所有的日华 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交 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今井武夫回忆 录》)
  
  在今井武夫看来, 这种互不信任、 纷争不 断,并非因为日本人太过蛮横、经常言而无信, 而是类似中国北方的一句歇后语: 麻秆儿打 狼—— —两头怕。 但,也是这一天,几乎是他刚刚 回到北平武官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特急专 线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 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 ”
  
  拿起听筒后,在电话的那一头,驻屯军司令 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以急促语气告诉他: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 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有力部队。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 好机会……”
  
  寺田盛寿说:“所以, 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 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
  
  在后来的年月里, 史学界、 舆论界普遍认 为,1937 年 7 月 11 日, 也就是华北已达成协 议、 东京却决定出兵的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 天”。 之所以如此, 和众多大人物的纷纭态度、 复杂心思有关。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他们 的各自算盘、种种手笔,不仅改变了千家万户的 命运,也改写了此后八年乃至更久远的东亚历 史。
  
  首先是杉山元。
  
  在日本政界, 杉山元的绰号是 “傻瓜元”、 “厕所之门”。 前者指的是他粗鲁的举止、 略显 迟钝的反应,后者则认为他毫无主见,任何人都 可以推动这扇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作为中 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杉山元绝非无能之辈。
  
  他性格坚忍勇决,乃至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也只 不过是他深沉心机的包装。
  
  7 月 8 日晚上,也就是石原莞尔作出“不扩 大”的决定后,杉山元就召集了武藤章、田中新 一等十余名“扩大派”将校,在他的陆相官邸举 行会议。 他们一致认为, 即使南京政府将派兵 北上, 强大的日本陆军也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 击溃敌人,并使华北沦为另一个伪“满洲国”。他 们谈道,尽管对苏备战是日本国策,但为了保证 后方,“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 除去我方背 后的威胁, 此为最上策”(秦郁彦,《日中战争 史》)。
  
  这就是此后几个月甚嚣尘上的 “对华一击论”。
  
  这个晚上,他们作出了几个决定,试图挑起 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首先,宣布京都以西将于7 月 10 日也就是 两天后退伍的义务兵, 一概延期退伍,“以此增 加现役兵员 4 万名”。 紧接着,参谋本部作战课 课长武藤章又连夜起草了一份 《华北时局处理 方案》。 方案的要旨,是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向 华北派出 1 个满洲师团、1 个朝鲜师团和 3 个 本土师团,以“救援孤军”、“保护日侨”。 对这个 自相矛盾的手笔, 田中新一有一句后来广为流 传的名言,“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攻陷南京, 就不算扩大”。 在方案里,武藤章更令人啼笑皆 非地写道:“根据事变不扩大的方针……应向华 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日本防卫厅,《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史》)
  
  然后,是对付石原莞尔。 7 月 9 日,在又一 次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武藤章抛出 了《华北时局处理方案》。对此,石原莞尔勃然大 怒, 他训斥道:“你也想对我来一手 ‘下克上’ 吗?”而对这个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难,生性乖戾、 被称为“实行能力比石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武 藤章并不示弱。 他反驳说:“石原少将不也这么 干过吗? 我现在学的是石原前辈在满洲时的做 法,又有什么不对? ”
  
  这个对话,后来在日本陆军尽人皆知。 它也 是八年以后, 武藤章以区区中将军衔被列为七 大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的重大证据之一。 以这 样下克上的方式,当然不能搞定石原。 次日,也 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在联席会议上,“扩大 派”重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代理部 长栗原幸雄出示了几份重要情报。 第一份,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报告说, 他走 访了中国外长王宠惠,“但王外长态度强硬,并 无准备妥协的诚意”。 对此,石原不屑一顾。
  
  随后, 栗原幸雄又接连出示了三份情报。 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密电:“中国方面也确定 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中央军已奉 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 队发出了战时体制的密令。 ” 上海特务机关报 告说:“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 一带的军队下达动员令,特别给津浦线上的第 1 军军长胡宗南发出了重大指令。 ”日本同盟社 的消息则是:“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 已命 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 以 7 月 11 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 ”
  
  在石原莞尔将信将疑之际, 栗原幸雄最后 出示一份改变历史的情报:“本日(7 月 10 日), 海军方面将监听到的下述无线电报通报陆军 方面:据可靠消息,宋哲元第 29 军的部下对日 中现地协定不满,预计将对日方展开攻击…… 这是驻北平美国海军武官向其本国的报告。 ”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这份情报, 使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也 加入了劝说石原的行列。 不是吗? 倘若 29 军全 力进攻中国驻屯军,这支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很 可能全军覆没。 而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 不 是吗?中央军的北上本身就违反了《何梅协定》, 可以视为中方的挑衅之举。 更不必说, 他继续 反对出兵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他将威信尽失、 千夫所指。
  
  几份情报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几名“不扩大 派”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以及河边虎四郎、柴 山兼四郎等, 集体地沉默不语。 联席会议顺利 地通过了出兵决定。 对此, 石原莞尔后来解释 说:“既然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当然不应该动员, 这是一般的想法。 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 而派 兵需要数周时间……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也 有必要实施动员。 因为万一事态恶化的话,再 行动员时间就来不及了。 ”
  
  对此, 几十年以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编撰人 员对此评价道:“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 作战部长,最终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 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视为不可弥补的失 策。 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 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这些战史编撰人员并没有谈到, 所谓被截获的美国海军武官的密电,是杉山元、栗原幸雄 等人伪造的。
  
  就这样,出兵华北的决定,使中日和平又一 次岌岌可危了。 然而,卢沟桥的星火,要演进为 持续八年、熊熊燃烧的烈焰,还需要一个大人物 的上下其手、火上浇油。 这个大人物,就是日本 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当时被誉为“国民希望” 的近卫文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