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1】

接下 【第一章 3】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但这篇文章不过是昙花一现。 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 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 年 2 月,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 “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 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 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 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 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 他由此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脆弱的、 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去目标, 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 ,“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 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 尾崎秀实谈到, 中国的统一来自蒋介石和四万万人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 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 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 1937 年 1 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 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 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有着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不仅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 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 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 分治合作之构想 ,是只知日清 、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 ”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 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在这场持续近半年、涉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战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 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 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 年生,日本山形县人。 作为“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 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 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 十余年前,他 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 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 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 令官。 ” 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物。 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 都有着惊人的直觉。 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 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 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以至于被视为 “昭和新军人” 之代表、“昭和时代的第一兵家 (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 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 至迟从 1935 年开始,他 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 他认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将在 1940 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 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 战败、沦亡。 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 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 古入侵的日莲一样, 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 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 1933 年 1 月,在遥远的莫 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 1500 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 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 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 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 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 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 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 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区,以扭 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 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 1934 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 13 个师,大约 23 万人。 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 的总兵力也不过 23 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 不过 3 个师团、1 个旅团,兵力不超过 5 万。 次 年,这个差距扩大到 17 个师对 3 个师团、两个 旅团。 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 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 即达 176 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 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 1936 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 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 它共有 19 个 师, 大约 30 万人, 并装备了 1200 余辆战车、 1200 余架飞机以及 30 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 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 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 更 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 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 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 50 个 狙击师”。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 (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 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 160 万,到翌年 7 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 万 的阵势”。 “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 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 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 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 年 8 月,石 原莞尔回到本土, 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的身份改变日本的内外国策。 8 月 12 日,也就 是他抵达东京当天, 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 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用军刀斩杀了他。 石原和永田相交多年、 彼此 知心,并且共同有着“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 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 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 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 年 2 月 26 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 “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 邸, 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 霞关一带的政治中 心。 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 众多大臣已被叛军 杀戮,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 的无政府状态。 当天下午, 石原就以参谋本部 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 个联队、3 个步兵 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 又惊 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 什么样的人”。 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 月 28 日拂晓,在天皇下达 24 小时最后通牒令后, 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 心山王饭店, 勒令叛军缴械投降。 当叛军首领 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 他也毫 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 2 月 29 日凌晨, 通牒令到达最后时 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 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 会。 “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 (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 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 之一。 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 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 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 年 6 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 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 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 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6 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 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 而 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 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 它可以确定国防战 略,“制定指导战争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 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 体方案”; 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 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 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 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 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 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 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 而在此之外, 次年 3 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 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 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 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 改弦易辙。

这些战略、国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苏俄。 也是 1936 年 6 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 协定” 谈判开始了。 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 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怀疑虑,尽管“最 后一名元老”、 时年 87 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 对这个协定,当年 11 月 25 日,这个协定还是达 成了。 日本战史后来谈道, 此举是为了争取时 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 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 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 此后九年,尽 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 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 慑下, 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德国战 败、 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 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 6 月 10 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 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 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 日本将以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 避三舍。 “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 近完善, 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 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 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 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 如果不去保 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 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 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 引向西方。 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 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 11 月 26 日,石原制 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 陆军拥有 50 个师团, 大约 150 万人的动员能 力, 并将空军从 54 个中队扩编为 142 个中队。 “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 80%,是为 了对付苏联的”。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 1937 年起, 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 亿余元 猛增到 14 亿元以上。 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 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 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 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 人, 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铳十郎开 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这样的千头万绪、 百废待兴中,1936 年渐渐走到尽头了。 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 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 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 权并交好英美, 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 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 但,恰恰是在这 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 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他决心避 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 的最终沦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 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 看到中国反对内战、 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 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 进入石原的视野。 1936 年 1 月 13 日,也就是土 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 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 这份文件明确了 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 首先是实现冀东 22 县、 察哈尔 3 县的傀儡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 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 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 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 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 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 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 年 8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 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 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 处理华北纲要》。 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 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 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 不特别采取措 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 9 月 15 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 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 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 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是持久的消耗战,应 该绝对避免。 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 即使对华 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 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 何一个区域的作战, 都意味着全面战争。 日本 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 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的民众。 为此,1937 年 1 月 6 日, 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 北的视察, 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 他不仅 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 济殖民地的企图。 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 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 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 ‘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 一中国的努力。 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 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 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 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 的承认。 ”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 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 化。 2 月 2 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铳十郎内阁成 立了。 当天林铳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 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 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 安定。 ”3 月 9 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 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 重新 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 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 ”而在内阁 之外,3 月 12 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 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 一个高规格的日 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 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 26 日为止进行了几次 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 识” 的讨论, 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 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 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但,来不及了。 这一年 7 月 7 日,在北平西 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