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1】“和平第二方案”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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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或许是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干系太大,或许是预感到了前路的叵测,直到6月14日,高宗武才出现在西义显下榻的香港半岛饭店。这一天,西义显注意到,高宗武的脸色异常苍白,“这主要是他患有肺病,也表现出他为了和平的大义,而不得不暂时地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悲壮决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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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上一章节:《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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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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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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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3】厥土斯民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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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 1883 年 5 月 4 日, 他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名县衙里的师爷。 作为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他自幼深受父母的宠爱。但他 13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次年,他 75 岁的父亲也撒手西去。 从此以后,他孤苦伶仃,依从他的长兄汪兆镛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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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2】厥土斯民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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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徐州会战的发动,让西义显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给高宗武以及他背后的蒋介石以交代。无奈之下,他在东京逗留了十几天,直到会战行将结束时才再次前往香港。“5月17日,我幸运地乘上大阪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丸,由神户启程,经神户往香港,再次驶向可爱的大海。”(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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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1】厥土斯民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4】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十年后,围绕着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反应,以及十几天后高宗武、西义显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再次会谈的情形,几个当事人出现了各执一词、截然相反的说法。1971年,在接受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访问时,高宗武谈道,看过影佐书信后,蒋介石一言不发,只是叮嘱了他一句,“这件事不必让张群、何应钦知道”。(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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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2】大矶海边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时年约40 岁。 作为日本华侨的儿子, 他在横滨长大, “初中是在东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学是在京都念的”,标准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说得还好。 过去几年,西义显时常笑称他为“日华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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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1937 年 12 月 30 日, 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 这时候, 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 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 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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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此时,西义显正在日本大矶的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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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3】“近卫的先手”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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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03

  7 月 30 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 4 时,天皇召见了近卫, 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

  《朝日新闻》 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 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 ’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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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2】“近卫的先手”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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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

  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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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1】“近卫的先手”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4】

第二章 1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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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3】 
 
 接下 【第二章 1】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收到这两封电报后,石原莞尔就决定“不扩 大”、迅速平息事态。 但这时候,一种借此机会、 “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声潮,已经充斥了这栋 灰色的大厦。 原陆军参谋次长、 几个月前已出 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甚至拍着扶手叫喊道:“太 好了! 终于干起来了! ”
  
  一时之间,对如何处置“卢沟桥事件”,几十 名陆军将校分裂成杉山元领衔的乐观派和石 原领衔的慎重派。 在两派极端对立的氛围中, 陆军省、 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召开了。 围绕着 “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两派将校进行了 一整天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扩大事态是否会引 发战争。
  
  石原莞尔谈道, 倘若扩大事态的话,29 军 必将奋起抗战, 南京政府也将派兵北上,“使纠 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 道路相违背……应该迅速地、 简单地收拾事 件”。 但对这个观点,众多“扩大派”将校不屑一 顾。 武藤章认为,“只要满载士兵的列车一通过 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 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 重也谈道,从本土派出的师团将不会踏上中国 的土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 即使不 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就会投降”。 也就是 说,所谓“扩大事态”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 只 要作出这个姿态, 中国就会接受城下之盟,日 本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尔后,是战争万一爆发、“日本能否承受”的 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将战场 局限在黄河以北,日本也至少要动员15 个师团 才能取胜;哪怕战争只持续半年,日本也将付出 几万人的伤亡、50 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并消耗 一半以上的战略储备。 为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 冲突,如此代价是否值得? 更不必说,所谓“华 北作战” 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战争爆发 后, 中国很可能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 队,这么一来,它将演变为全面战争,并且将是一场持久战。 日本将深陷中国的泥潭, 而无力 应对苏俄的威胁和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石原莞尔的这些话语, 几乎预言了未来中 日战争的走向。但“扩大派”将校嗤之以鼻。杉山 元认为,什么西安事变、什么全面战争,都不过 是危言耸听,“解决华北事变不会超过一个月”。 与他相对比, 十年前曾误判中国青年已具有民 族意识、 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的永津佐比重更 加乐观。他说,哪怕南京政府派兵北上,“通过一 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连 一个月都用不上。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太 阳渐渐西斜的时候, 石原莞尔到底忍不住了。 针对杉山元喋喋不休的“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 的论调, 他尖刻地反问:“大臣, 给你一部脚踏 车,你一个月之内能从华北骑到四川吗? ”
  
  杉山元勃然大怒:“少将, 请注意你的措 辞。 ”
  
  石原莞尔冷冷地回答:“大臣的分内所在 是军政, 我只希望大臣能处理好自己的分内 事务……”
  
  杉山元为之愕然、哑口无言了。 原来,按照 日本军制,陆军大臣及其陆军省只负责军政,亦 即征兵、人事、行政等方面;而涉及到派兵、用 兵、军事部署等军令问题,一概由参谋本部执 掌。 这种相互制衡、类似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 是杉山元所无法违背的。 又何止是杉山元? 听 到这个回答后, 会场一下子寂然无声了。 石原 的这个表态不仅咄咄逼人, 并且无礼至极。 在 重视官阶、资历和上下级礼仪的日本陆军,它堪 称是一个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侮辱性手笔。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而在会议结束后, 石原径自拜访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 王,获得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授权。 并于 8 日 18 时 42 分以临命 400 号指示, 发给中国驻 屯军司令官。
  
  7 月 8 日晚上, 接到参谋本部临时第400 号命令后, 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再赴秦德纯 私宅。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后, 双方达成了三 项口头协议:首先是两军立即停止对射;其次, 中国驻军撤往卢沟桥西岸,而日军也撤回丰台, 双方摆脱近距离接触;最后,中国军队从此不再 驻扎东岸的宛平县城, 宛平防务由原保安队以 及双方都能接受的石友三冀北保安队一部接 防,“人数限三百人”……
  
  这份协议, 远谈不上什么平等。 与塘沽协 定、以往的众多协定一样,近乎无中生有的“卢 沟桥事件”,让中国军队又一次从宛平县城撤退 了,而日军仍然驻扎在丰台。但由于卢沟桥还在 中国人手里,秦德纯答应了。
  
  次日凌晨 5 时,双方开始撤兵。在乱纷纷的 现场,由于金振中营的1400 余名官兵和一木清 直大队的 700 余名日本人都不愿撤离, 终于引 发了又一次隔岸对射事件。 在秦德纯的一再勒 令下,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中国方面的撤兵完成 了。 “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 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今井 武夫回忆录》)
  
  但在签订正式协定时,双方冲突再起。
  
  这个冲突,或许和协定文稿的措辞、用字有 关,更和一木大队的始终没有撤离有关。这一天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松井太久郎草拟了 三项要求,并提出附加条件,与中方代表、时任 天津市市长兼 29 军 38 师师长的张自忠进行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谈 判毫无进展。
  
  第一个分歧,是中方不愿向日方道歉。协定 文稿第一条写道:“冀察第 29 军代表应向日本 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军官予以处分,并负 责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张自忠 的助手、 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答复说:“惩处肇 事的负责人有困难。 ”
  
  这个答复,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委婉说辞, 还是暗指“肇事的负责人”是日本方面呢? 谁也 说不清。 与这个分歧相比, 第二个分歧远为重 大。 那就是卢沟桥的驻防。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东岸是宛平县城,以金 振中营为驻防部队, 西岸则是金振中营所属的 吉星文团卫戍区。按照两天前的口头协议,金振 中营将撤离宛平,以保安队接防,而西岸仍处在 吉星文团的控制下。 但这份协定文稿的第二条 却写道:“卢沟桥附近、 永定河东岸不得驻防部 队。”它的附加条款再次强调,“以上条件经中国 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 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 所谓 “卢沟桥附 近”,不也包括西岸地区吗? 谁敢说日本人不是 想趁机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卢沟桥呢? 两天过去 了,一木大队始终没有撤离,谁敢说在宛平留守 部队撤往西岸后日本人不会趁机进驻呢?
  
  又何况,这个协定文稿的第三条,是《何梅协定》的重申。 但两年前签订的《何梅协定》,恰 恰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1935 年 6 月 9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 隆和北平使馆副武官、冒充“关东军代表”的高 桥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勒逼何应钦将南京势 力撤出华北。 离开之前,他们留下了三页文件, “以日文缮就”。当时,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众多 幕僚、秘书,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诡计。 在那三 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第三 页是“中方未着手之事项”。但在这两页文件里, 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仅有三行文字的笺纸。 它置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可以归类为“所承诺 事项”,但它的条目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而非第一页所承诺九条 的延续。在何应钦草草答应后,这异常苛刻的三 款,日方可以任意驱逐“可能对日华关系造成妨 碍”的人员和机关、日方有权过问冀察政权的人 事任免,以及日本方面有监视纠察之权,就被日 本人解释为“已承诺事项”。(梁敬 ,《日本侵略 华北史述》)
  
  凡此种种,都让中方代表停止了谈判。次日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1 日凌晨 5 时, 秦德纯打 电话给松井太久郎,“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唯 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 绝对不能同 意”。今井武夫后来谈道:“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 条件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 了僵局。 ”(《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当天上午,他绕过 松井太久郎,找到了前来北平视察部队、当时下 榻在扶桑馆旅馆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表示决心, 愿意负责打开僵局, 请求委以重 任”。 在再次获得授权后,他首先拜访了宋哲元 的亲戚、 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贾德耀, “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随后,在外交专员林 耕宇的陪同下,他来到张允荣家里,并在这里见 到了他的老相识、 同样担任冀察政务委员的齐 燮元。
  
  这一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今井武夫保 证绝不干涉西岸防务、 并且签字的同时将一木 大队撤回丰台后,秦德纯很快打来电话,授权齐 燮元和今井签署协定。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拟 定了语气平和、内容明确的三条草案。 其中“29 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改为“以地主之谊 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 撤兵范围明确为 “卢沟桥城厢”也就是宛平县城;而事件的源头,也定义为中方更能接受的 “抗日各团体之嫁 祸”。今井武夫后来谈道:“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 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 ”
  
  几十年后,今井武夫依然记得,这一天是难 得的好天气,“夜来的阴云已经一扫而光, 雨过 天晴”。 “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 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从卢沟桥撤 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至 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首先不看到中国军队撤 退,就不能离开此地。 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 因此才僵持不下、 互不让步。 这与所有的日华 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交 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今井武夫回忆 录》)
  
  在今井武夫看来, 这种互不信任、 纷争不 断,并非因为日本人太过蛮横、经常言而无信, 而是类似中国北方的一句歇后语: 麻秆儿打 狼—— —两头怕。 但,也是这一天,几乎是他刚刚 回到北平武官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特急专 线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 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 ”
  
  拿起听筒后,在电话的那一头,驻屯军司令 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以急促语气告诉他: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 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有力部队。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 好机会……”
  
  寺田盛寿说:“所以, 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 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
  
  在后来的年月里, 史学界、 舆论界普遍认 为,1937 年 7 月 11 日, 也就是华北已达成协 议、 东京却决定出兵的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 天”。 之所以如此, 和众多大人物的纷纭态度、 复杂心思有关。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他们 的各自算盘、种种手笔,不仅改变了千家万户的 命运,也改写了此后八年乃至更久远的东亚历 史。
  
  首先是杉山元。
  
  在日本政界, 杉山元的绰号是 “傻瓜元”、 “厕所之门”。 前者指的是他粗鲁的举止、 略显 迟钝的反应,后者则认为他毫无主见,任何人都 可以推动这扇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作为中 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杉山元绝非无能之辈。
  
  他性格坚忍勇决,乃至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也只 不过是他深沉心机的包装。
  
  7 月 8 日晚上,也就是石原莞尔作出“不扩 大”的决定后,杉山元就召集了武藤章、田中新 一等十余名“扩大派”将校,在他的陆相官邸举 行会议。 他们一致认为, 即使南京政府将派兵 北上, 强大的日本陆军也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 击溃敌人,并使华北沦为另一个伪“满洲国”。他 们谈道,尽管对苏备战是日本国策,但为了保证 后方,“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 除去我方背 后的威胁, 此为最上策”(秦郁彦,《日中战争 史》)。
  
  这就是此后几个月甚嚣尘上的 “对华一击论”。
  
  这个晚上,他们作出了几个决定,试图挑起 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首先,宣布京都以西将于7 月 10 日也就是 两天后退伍的义务兵, 一概延期退伍,“以此增 加现役兵员 4 万名”。 紧接着,参谋本部作战课 课长武藤章又连夜起草了一份 《华北时局处理 方案》。 方案的要旨,是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向 华北派出 1 个满洲师团、1 个朝鲜师团和 3 个 本土师团,以“救援孤军”、“保护日侨”。 对这个 自相矛盾的手笔, 田中新一有一句后来广为流 传的名言,“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攻陷南京, 就不算扩大”。 在方案里,武藤章更令人啼笑皆 非地写道:“根据事变不扩大的方针……应向华 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日本防卫厅,《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史》)
  
  然后,是对付石原莞尔。 7 月 9 日,在又一 次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武藤章抛出 了《华北时局处理方案》。对此,石原莞尔勃然大 怒, 他训斥道:“你也想对我来一手 ‘下克上’ 吗?”而对这个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难,生性乖戾、 被称为“实行能力比石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武 藤章并不示弱。 他反驳说:“石原少将不也这么 干过吗? 我现在学的是石原前辈在满洲时的做 法,又有什么不对? ”
  
  这个对话,后来在日本陆军尽人皆知。 它也 是八年以后, 武藤章以区区中将军衔被列为七 大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的重大证据之一。 以这 样下克上的方式,当然不能搞定石原。 次日,也 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在联席会议上,“扩大 派”重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代理部 长栗原幸雄出示了几份重要情报。 第一份,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报告说, 他走 访了中国外长王宠惠,“但王外长态度强硬,并 无准备妥协的诚意”。 对此,石原不屑一顾。
  
  随后, 栗原幸雄又接连出示了三份情报。 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密电:“中国方面也确定 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中央军已奉 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 队发出了战时体制的密令。 ” 上海特务机关报 告说:“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 一带的军队下达动员令,特别给津浦线上的第 1 军军长胡宗南发出了重大指令。 ”日本同盟社 的消息则是:“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 已命 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 以 7 月 11 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 ”
  
  在石原莞尔将信将疑之际, 栗原幸雄最后 出示一份改变历史的情报:“本日(7 月 10 日), 海军方面将监听到的下述无线电报通报陆军 方面:据可靠消息,宋哲元第 29 军的部下对日 中现地协定不满,预计将对日方展开攻击…… 这是驻北平美国海军武官向其本国的报告。 ”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这份情报, 使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也 加入了劝说石原的行列。 不是吗? 倘若 29 军全 力进攻中国驻屯军,这支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很 可能全军覆没。 而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 不 是吗?中央军的北上本身就违反了《何梅协定》, 可以视为中方的挑衅之举。 更不必说, 他继续 反对出兵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他将威信尽失、 千夫所指。
  
  几份情报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几名“不扩大 派”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以及河边虎四郎、柴 山兼四郎等, 集体地沉默不语。 联席会议顺利 地通过了出兵决定。 对此, 石原莞尔后来解释 说:“既然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当然不应该动员, 这是一般的想法。 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 而派 兵需要数周时间……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也 有必要实施动员。 因为万一事态恶化的话,再 行动员时间就来不及了。 ”
  
  对此, 几十年以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编撰人 员对此评价道:“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 作战部长,最终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 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视为不可弥补的失 策。 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 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这些战史编撰人员并没有谈到, 所谓被截获的美国海军武官的密电,是杉山元、栗原幸雄 等人伪造的。
  
  就这样,出兵华北的决定,使中日和平又一 次岌岌可危了。 然而,卢沟桥的星火,要演进为 持续八年、熊熊燃烧的烈焰,还需要一个大人物 的上下其手、火上浇油。 这个大人物,就是日本 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当时被誉为“国民希望” 的近卫文麿。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3】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 始建于金世宗大 定二十九年,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 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 夜间作战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 装填了弹药”。 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 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 月亮。 星空中远远地、 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 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 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2】

接下 【第一章 4】
3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 始建于金世宗大 定二十九年,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 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 夜间作战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 装填了弹药”。 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 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 月亮。 星空中远远地、 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 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 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 10 点 40 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 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 这是演习士兵误发 的空包弹。 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 “满洲 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 在片 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 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 对此,清 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 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 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 心断然膺惩, 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 17 联队 第三大队详报》,1937 年 12 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 那个失踪 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 兵在演习时迷路了。 “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 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 几十年 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 地伊七说, 他时年 20 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 的当年兵”; 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 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 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 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 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 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 踪”。 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 是区区小事。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 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 (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 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 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 店。 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 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 11 时 57 分, 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 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 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 几乎没有任何犹 豫,时年 45 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 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 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 但我觉得 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 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 合。 ”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 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 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 完成战斗准备后,把 (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 ”(《步兵 17 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 年 12 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 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 木的电话后, 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 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 的 29 军进行交涉。 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 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 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 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 29 军副军长, 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 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 1935 年 12 月,在勒逼 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 行政院北平政务整 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 军军长宋哲元出任 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 成为北平市市长。 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 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 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 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 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 与此同 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 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 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 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 人的规模。但 1936 年 4 月 18 日,东京宣布增兵 华北, 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 一个多月 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 1771 人猛增到 5774 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 为永驻制”。 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 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 之所以采取 “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 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 痛感 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 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 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 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 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 改驻丰台。 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 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 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 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 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 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 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 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 一旦卢沟桥失守,北 平将旦夕沦亡。
  1936 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 注意到了这个因素。 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 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 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 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 1937 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 6 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 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 尽管 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 《新步兵操 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 平城。 也是这个月份, 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 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 华北将重演 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 洲事变的爆发地。 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 7 月 7 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 “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 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 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 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 军更不得进城检查。 惟姑念两国友谊, 可等天 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 在此之外,为解 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 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 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 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 松井太 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 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 2 时 3 分,一木大 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 得知志村菊 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 命令部队照常行进, 并包围宛平县城。 他后来 谈道:“作为我的想法, 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 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 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 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 年 7 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 态。 他唯一需要的, 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 城搜查”的新借口。 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 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 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 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 在双方的唇枪舌 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 3 时 20 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 近了卢沟桥、宛平城。 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 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 并架起大炮。 这 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 从这里射击, 炮弹可以直接落入 宛平城内。 紧接着, 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 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 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 可直接与北平通话”; 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 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 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 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 牟田口廉也打 来了电话。 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 组成联合调查组, 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 一木再也忍不住了。 他告诉牟田口廉也, 中国 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 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 后来,他这 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 不能让战争打不 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 谈会》,1938 年 7 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 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 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 对此,一木更加急切 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 便是个机会……在 此之际, 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 策。 ”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 “可以打。 ”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 表,现在是 4 点 20 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 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 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 7 月 8 日上午 4 点 20 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 (《朝日座谈会》,1938 年 7 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 一木当即下 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 一个多小时后,尽 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 尽管这一行 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 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 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 但一木还是以不 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 一时之间,一发发炮 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 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 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 官今井武夫少佐, 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 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 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 年生,日本长野县人。 作为 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 他亲历了那个终 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 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 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 并亲耳听 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 而天麻 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 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 他后来回忆说: “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 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 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 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 记者们散去了。 在参拜招魂 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 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 南方响起了大炮声, 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 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 这时候开始下起 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 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 今井开始回顾几 天来的蹊跷际遇。
  6 月 26 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 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 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 下榻于靠 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 次日,他邀请今井 武夫见面, 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 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 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 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 对此, 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 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 态。
  无独有偶的是, 也是这一天,29 军宣布北 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 本清福中佐也来了, 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 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 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 7 月 6 日也就是事 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 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 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 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 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 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 他宽慰石友三说:“我 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 ”但石 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 他恳求说:“我在 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 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 意图。 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 ” (《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 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 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 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 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 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 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 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 7 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 这一天, 在瓢泼大雨中, 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 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 后不久, 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 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 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 ” 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 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 “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 他的老熟人、132 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 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 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 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 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
  就这样, 几分钟后, 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 了。 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 就地解决的方针。 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 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 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 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 大”、 就地解决的决定。 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 400 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 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
  这个命令, 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 喜出望外。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1】

接下 【第一章 3】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但这篇文章不过是昙花一现。 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 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 年 2 月,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 “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 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 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 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 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 他由此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脆弱的、 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去目标, 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 ,“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 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 尾崎秀实谈到, 中国的统一来自蒋介石和四万万人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 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 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 1937 年 1 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 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 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有着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不仅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 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 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 分治合作之构想 ,是只知日清 、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 ”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 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在这场持续近半年、涉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战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 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 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 年生,日本山形县人。 作为“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 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 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 十余年前,他 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 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 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 令官。 ” 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物。 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 都有着惊人的直觉。 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 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 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以至于被视为 “昭和新军人” 之代表、“昭和时代的第一兵家 (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 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 至迟从 1935 年开始,他 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 他认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将在 1940 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 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 战败、沦亡。 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 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 古入侵的日莲一样, 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 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 1933 年 1 月,在遥远的莫 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 1500 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 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 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 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 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 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 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 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区,以扭 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 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 1934 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 13 个师,大约 23 万人。 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 的总兵力也不过 23 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 不过 3 个师团、1 个旅团,兵力不超过 5 万。 次 年,这个差距扩大到 17 个师对 3 个师团、两个 旅团。 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 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 即达 176 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 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 1936 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 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 它共有 19 个 师, 大约 30 万人, 并装备了 1200 余辆战车、 1200 余架飞机以及 30 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 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 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 更 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 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 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 50 个 狙击师”。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 (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 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 160 万,到翌年 7 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 万 的阵势”。 “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 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 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 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 年 8 月,石 原莞尔回到本土, 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的身份改变日本的内外国策。 8 月 12 日,也就 是他抵达东京当天, 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 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用军刀斩杀了他。 石原和永田相交多年、 彼此 知心,并且共同有着“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 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 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 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 年 2 月 26 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 “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 邸, 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 霞关一带的政治中 心。 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 众多大臣已被叛军 杀戮,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 的无政府状态。 当天下午, 石原就以参谋本部 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 个联队、3 个步兵 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 又惊 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 什么样的人”。 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 月 28 日拂晓,在天皇下达 24 小时最后通牒令后, 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 心山王饭店, 勒令叛军缴械投降。 当叛军首领 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 他也毫 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 2 月 29 日凌晨, 通牒令到达最后时 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 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 会。 “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 (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 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 之一。 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 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 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 年 6 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 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 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 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6 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 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 而 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 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 它可以确定国防战 略,“制定指导战争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 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 体方案”; 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 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 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 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 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 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 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 而在此之外, 次年 3 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 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 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 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 改弦易辙。

这些战略、国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苏俄。 也是 1936 年 6 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 协定” 谈判开始了。 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 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怀疑虑,尽管“最 后一名元老”、 时年 87 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 对这个协定,当年 11 月 25 日,这个协定还是达 成了。 日本战史后来谈道, 此举是为了争取时 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 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 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 此后九年,尽 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 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 慑下, 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德国战 败、 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 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 6 月 10 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 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 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 日本将以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 避三舍。 “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 近完善, 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 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 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 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 如果不去保 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 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 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 引向西方。 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 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 11 月 26 日,石原制 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 陆军拥有 50 个师团, 大约 150 万人的动员能 力, 并将空军从 54 个中队扩编为 142 个中队。 “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 80%,是为 了对付苏联的”。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 1937 年起, 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 亿余元 猛增到 14 亿元以上。 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 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 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 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 人, 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铳十郎开 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这样的千头万绪、 百废待兴中,1936 年渐渐走到尽头了。 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 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 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 权并交好英美, 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 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 但,恰恰是在这 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 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他决心避 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 的最终沦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 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 看到中国反对内战、 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 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 进入石原的视野。 1936 年 1 月 13 日,也就是土 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 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 这份文件明确了 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 首先是实现冀东 22 县、 察哈尔 3 县的傀儡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 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 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 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 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 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 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 年 8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 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 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 处理华北纲要》。 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 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 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 不特别采取措 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 9 月 15 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 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 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 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是持久的消耗战,应 该绝对避免。 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 即使对华 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 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 何一个区域的作战, 都意味着全面战争。 日本 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 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的民众。 为此,1937 年 1 月 6 日, 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 北的视察, 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 他不仅 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 济殖民地的企图。 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 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 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 ‘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 一中国的努力。 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 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 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 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 的承认。 ”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 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 化。 2 月 2 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铳十郎内阁成 立了。 当天林铳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 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 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 安定。 ”3 月 9 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 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 重新 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 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 ”而在内阁 之外,3 月 12 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 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 一个高规格的日 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 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 26 日为止进行了几次 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 识” 的讨论, 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 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 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但,来不及了。 这一年 7 月 7 日,在北平西 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1】青年首相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一章
1

1936 年除夕之夜,一种亘古流传、周而复 始的天籁,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 子夜时分, 全国五万余所大小寺庙,僧侣们齐齐敲响了大 钟。 钟声苍茫、悠远,连绵不绝达一百零八响之 久。 在这响彻天际、启迪人间的钟声里,七千万 日本人无不静坐家中,他们一边聆听着“除夜 之钟”,一边祈祷着好年成、好雨水,祈盼家庭、 社群、日本和苍生的好运道。

自从明治大帝颁行西历、废除春节,几十 年来, 日本人已渐渐习惯了新的除夕和元旦。 比起来自中国的太阴历,西方的太阳历不仅更 精确、更有规律可循,它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文 明开化的象征。 然而,千年流传的习俗,却丝毫 没有改变:除夕依旧被称为“大晦日”;钟声停歇 的那一刻,大晦日就过去了,人们迎来了新年 “正日”。 在潦草一觉后,家家户户吃着新年的 第一顿早餐,屠苏酒、荞麦面和砂糖芋泥。 紧接 着,男女老幼络绎不绝地前往神社,祭拜氏族 神和土地神。

祭拜神灵后,是素食的、忙碌拜年的“三贺 日”。 新年的头三天,笃信佛教、神道教的日本人 大多不食荤腥,但它丝毫无损新年的喜悦。 在一 个个街区、一处处町村,人们满面笑容、相互鞠 躬、遍访亲友、饮酒唱歌,并以可掬的醉态开始了 又一年的日子。除夜钟声的空灵、庄严,此时渐渐 淡去,代之以市井的欢乐和凡俗的温情。

与几千年来没有什么两样,1937 年元旦, 千万日本人依旧以喜庆的态度,面对天地的新 寿和人生的代谢。 但,也是这一天,美国驻日本 大使约瑟夫·格鲁却认为,“新年在一种不吉利 的调子里开始了”。 在列举了日本与英国、美 国、 苏俄关系的恶化后, 他的元旦日记写道: “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 日本似乎是最 不能理解的一个国家。 这是不可思议的,又是 千真万确的。 ”(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所谓“中国的新情况”,指的是 1936 年夏天 以来一股突如其来、席卷全国的新气象。 这一 年 8、9 月间,“两广事件”的顺利平息,标志着这 个分崩离析达 20 年之久的国家大致统一了。 “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 中国人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阀, 并且 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紧接 着, 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小麦都获得了 空前丰收,它结合一年前法币的成功发行,使四 万万农民的当年收入骤然增加了 45%,“农民 开始购买 1931 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 及至当年 11 月份, 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 了: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击败了以日本人为骨 干的内蒙叛军, 此举不仅意味着日本在绥远省 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化作泡影, 它还是近十年 来南京政府第一次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凡 此种种, 都让千万中国人孕育着对未来日子的 新希望, 乃至一个古老民族再次复兴的悄然盼 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认 为,“现在, 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 中”;《大公报》也谨慎地报道说:“在最近几个月 内, 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 ”(《大公 报》,1936 年 12 月 13 日)

但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对这个经历了无数沧 桑、近百年来希望一再落空的民族来说,似乎只 有一种最极致的悲欢、最戏剧化的方式,才能引 领着它告别过去,并跨入新命运的门槛。 1936 年 年底, 这样的悲欢、 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出现了, “西安事变” 让四万万中国人共同审视着自己的 命运,并集体地选择了一个民族的未来道路。

事变之初,许多人置身事外,许多人抱着看 热闹的态度,一些人甚至感到幸灾乐祸。 毕竟, 在过去十年, 蒋介石谈不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 统治者;毕竟,他的倚仗武力、压制社会、禁绝学 潮、控制舆论,都和现代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的 所思所想格格不入。 但不过一两天后, 一种奇 特的担忧、仿佛只有失去时才能感受到它的存 在的空白感, 就悄悄地出现了: 没有蒋介石的 话, 这个国家会不会又一次陷入内战的沼泽地 呢? 没有蒋介石的话, 又有谁能率领四万万人 奋起抵抗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 ……在短短十 三天之内,这种担忧、这样的空白感就迅速蔓延 开去, 并化作一个古老民族的集体共识。 那就 是中国需要蒋介石,特别是一个代表着五千年 和四万万、不再向日本出让尺土寸地的蒋介石。

此后十三天, 千万中国人忐忑、 疑虑、悲 伤、恐惧。 而 12 月 25 日深夜,当事变和平 解 决、 蒋介石已乘坐飞机离开西安的消息传出 后,这样的百感交集、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深刻 洞察,顿时化为一种情不自禁的狂欢:在武汉, 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了街头;在上海,几万市民 拥出舞厅、咖啡馆,以一阵阵的欢呼将这个圣 诞之夜推向极致;及至次日中午,当蒋介石乘 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时,“场内外 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申报》号外,1936 年 12 月 26 日)……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中国 的统一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那种不 流血的葬送,日本要获得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在 蒋介石以及四万万人的共同抵抗下付出惨重 的代价。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刻之一。 直到 此时,蒋介石也没有在那份解决事变的协议书 上签字,而四万万人对他离开西安的内幕更一 无所知,但似乎无须多言、不必沟通,四万万人 就和他们之间最具权力的那个人达成了一种 默契。 那就是蒋介石肯奋起抵抗日本的蚕食、 侵略、种种无理要求的话,他们将拥戴他为全民 族的最高领袖;而倘若他首鼠两端、继续妥协的 话,那么,抗议将空前激烈、内战将彻底爆发,而 类似的叛乱或许也会一再上演。 这一天, 这份 心理契约已经达成了,大半年后,蒋介石告诉德 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倘若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 约,“革命将爆发, 南京政府将被公众舆论的浪 潮所击垮”(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 的通敌内幕》)

对这个划时代的转折, 所有的西方观察家 都一清二楚。 几天后, 它就被众多西方媒体评 为堪与西班牙内战、 墨索里尼占领俄塞俄比 亚、柏林奥运会和美国经济复兴等相提并论的 年度最重大新闻了。 而对这个事件所蕴含的兼 有悲剧和史诗意味的命运色彩,唯一不那么明 白的,恐怕真的只有日本人了。 约瑟夫-格鲁写 道:“中国人表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以致日本全国皆有晴天霹雳之感。 它就像一个 惶惑不安的人那样,正在搔首踟蹰,不知今后如 何是好。 报上已有一些议论, 提到要改变对华 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 迹。 ”(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而对中国新情况的这种无法理解、“搔首踟 蹰”,与几十年来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陆军的中国 观密切相关。

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 从 1884 年 10 月开 始。 这一年,25 岁的青木宣纯被派驻广州担任 领事馆武官,“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 国通’”。 这个出身于藩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 志》的青年,几乎集大成着后来几代中国通的共 同特征。他刻苦、勤奋。以语言为例,他原本学的 是北京官话, 到广州后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下 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顺利地完成了 情报搜集工作”。他温和、谦卑、有着巧言逢迎的 天才。 以他在 1897 年结识的袁世凯为例,直到 贵为大总统时,袁世凯还人前人后地谈道:“青 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他深谙人性之弱并 且极善于收买、利用。 以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组 织的“特别任务班”为例,这个仅有几十名日本 军官、浪人参与的团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啸 集了几万关东马贼,使搜集情报、破坏铁路、焚 毁粮草、袭击小股部队等工作有声有色,以至 于日语产生了一个描述谋略军官的新词汇, “特务”……

在长达 28 年的驻华时光里,青木不仅赢得 了众多中国权贵的信任, 他还形成了自己特定 的中国认识,“非国论”。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基 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泛政治体。无论“五胡”、蒙 古人还是满族人,只要他们征服了农耕文明区, 并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那么, 他们就可以被视为历代兴替的正统王朝了。 中 国丝毫没有以血缘、 种族为基础的近代民族国 家特征, 它迟早会像宗教势力没落后的欧洲那 样,分裂成盎格鲁-撒克逊人、雅利安人、日耳 曼人、俄罗斯人等众多民族国家。 更不必说,伴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几十年的西风东渐,那种 基于农耕优越性的文化共识,早已是最落伍、最 应该被抛弃的东西了。

青木宣纯的“非国论”,后来成为日本大陆政 策的起点。如果说,这个观点以晚清中国为背景, 并且包含了将中国分裂成汉人区、满人区、蒙古 人区和穆斯林区等要素的话,那么,在他之后担 任驻华使馆武官、被视为第二代“中国通”代表人 物的坂西利八郎,却以军阀混战作为自己的认识 依据。 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劣种论”。

与青木宣纯一样, 坂西深得北洋军阀的信 任。 他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 锟、段祺瑞等七任总统而不衰,始终被视为最可 靠的外国顾问,由此赢得了日本舆论“七代兴亡 的不倒翁”的赞誉;但在目睹了无数次党争、政 潮和内战之后,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看法,那 就是中国已沦为一个劣等民族, 日本才是东方 精神的真正代表。 他说,一次次的政权兴替、耀 武扬威的登场,“我已经看多了”; 无论立宪、共 和还是联省自治, 都不可能让中国凤凰涅槃, “建设只能是一场梦,事态正朝着破坏的方向发 展”。而对这个观点,他的助手、后来的关东军参 谋长斋藤恒有着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述:“中国人 缺乏组织国家的能力……要使他们具有国家观 念,比等待百年黄河变清还要难……”(《斋藤恒 史料》)

那么,在这种泥石俱下、恍若末世的中国图 景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坂西利八郎认为,在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 命后,分食中国这道大餐的,只剩下英国、法国、 美国和日本了;日本无力向英法美同时挑战,但 它可以通过扶持利益代言人乃至傀儡的方式, 期待着在欧洲巨变后一举控制中国。 他说:“不 管是革命党、北洋派还是什么派,只要是在希望 发展日中关系的理念上采取行动的人, 我皆视 之为同志。 我想, 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 情。 ”他的另一个助手林与三吉说得更为露骨: “不管中国掌握军权者是土匪与否,既然他们是 中国社会必要的一员, 而且在诸多事情上掌握 实权, 那么在推行现行政治时, 控制和操纵他 们,甚至诱导他们为帝国尽忠是极为必要的。 ”

1927 年 2 月, 在十八年的驻华生涯后,坂 西利八郎发表了告别演说,从此退出军界。但这 个时候,在“七代兴亡不倒翁”的声誉之外,他还 取得了另一个更为重大、 但当时无人觉察的成 就,那就是他的“坂西机关”已培养出了一大群 后来赫赫有名、 执掌日本国政的第三代 “中国 通”。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板垣征四郎、土肥原 贤二、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人。

与前代相比,几乎刚刚踏上历史舞台,第三 代“中国通”就面对着更加难以判定的形势、几 乎前所未见的中国景象。这一年,从珠江流域出 发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攻克了武汉、九江、安庆等 长江重镇,他们还受到沿途民众欢欣鼓舞、一路 挥舞着青天白日旗的夹道欢迎。 对这股新兴势 力,第三代“中国通”心情复杂、百感交集。 以观 察员身份一路跟随北伐军北上的佐佐木到一谈 道:“这一考察的结果, 我得出的结论是旧军阀 已非国民革命军的对手,上海、南京不久就会被 占领……从九江出现的多数传单和宣传画来判 断的话,希望恢复国权的气息浓厚,共产主义的 色彩也极为浓厚。”而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 的永津佐比重也认为:“显然, 南方的革命行将 唤醒沉睡着的中国, 并承担起建设未来国家之 重任……在青年中,特别是南方青年中,救国意 识正在增长。 ”(转引自波多野澄雄,《日本陆军 的中国认识》)

但这种认为中国青年已具有民族意识、这 个古老国家将很快复兴的观点, 不过是昙花一 现。 1927 年 4 月,几乎刚刚攻克上海,蒋介石就 宣布“清共”,此举意味着国民革命阵营彻底瓦 解了;紧接着,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 石也进入了对抗状态, 国民政府分裂成了两个 部分。此后几个月,桂系、粤系、孙科系、“西山会 议派”……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派系都出现了,旧 的军阀割据已经死去,新的军阀混战又已诞生。 它让第三代“中国通”如释重负,并愉快地承认 了自己的错误。 佐佐木到一说:“面对一系列事 件,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必须认识到广东时代的 我还年轻。 ”而青木宣纯的女婿、第三代“中国 通” 核心人物之一矶谷廉介更断言:“支那毕竟 是支那,将其视为日本简直是痴心妄想。 ”

而在作出“支那毕竟是支那”的结论后,他 们提出了未来的中国设计。与前辈们相比,这个 设计不仅更为清晰,它还被视为日本“国运”的 兴衰关键。 他们希望,依靠这个设计,日本有一 天能够登临大陆, 成为东亚的主人; 他们更相 信, 在一代人的践行后, 日本将像此前的蒙古 人、满洲人那样,以入主中国的身份永载史册。 这当中的唯一区别是,并非日本、大和民族被中 国同化,而是代表着工业、近代文明、崭新亚洲 精神的日本同化中国。

他们的这些观点、这个设计,其核心是“分 治合作”。

所谓“分治合作”,从青木宣纯的“非国论”、 坂西利八郎的“劣种论”出发,并结合蒋介石雄 踞长江的现实, 被视为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政治 体制:既然中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 么,满洲、内蒙、新疆、西藏当然要分裂出去,中 国最多只能拥有这些区域的宗主权; 既然中国 人自私、愚昧、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 那么,关内中国也应该分成彼此独立、互不统属 的几个部分,比如华北以北洋军阀为主,西南几 省留给本地军阀,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 也不应允许南京染指他们的内部事务……在他 们看来, 再也没有另一个这么适合劣等民族并 符合日本利益的中国景象了。这个广土众民、有 着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民众的古老民族,将永 远也不可能对他们形成挑战。

这不仅是一种设计, 更不是什么臆想的图 景。远在 1928 年 4 月,应济南领事馆武官、第三 代“中国通”重要人物酒井隆的要求,日本就出 兵山东,以阻止国民革命军对华北的“二次北 伐”;两个月后,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 策动下, 一小群日本军官又炸死了不太驯服、 决心在名义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作霖,以 确保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毫无疑问,这些都 为了将南京政府限制在长江,以避免中国的统 一和不可遏制。

可惜事与愿违,这些手笔大多有损而无益。 以炸死张作霖为例,不过几个月后,身负杀父之 仇的张学良就宣布“易帜”,一个半自治的、以奉 系和冯玉祥系为主的中国北方出现了。 至少在 表面上,从珠江到黑龙江、从山东半岛到天山, 处处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了。

但是,伴随着世界性大萧条的爆发,日本内 忧外患,第三代中国通已经将“分治合作”视为 日本的唯一生路。 而且,与前辈相比,他们敢想 敢做、重在实行。 于是,1931 年 9 月,在石原莞 尔以及两大“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的策动下,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以爱 新觉罗·溥仪为傀儡的伪 “满洲国”。 几代日本 人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的“满蒙生命线”,几乎 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了,它让日本为之举国狂 欢。 此后十余年, 大约 166 万日本居民移居满 洲,在伊通河边的一片温润平原上,他们建起 了日本帝国的未来首都。 这个首都有一个大气 磅礴、充满梦想色彩的名字——新京。

1935 年 6 月,同样以酒井隆为主角,几个 日本军官以冒名讹诈的方式,勒逼何应钦将第 2 师、第 25 师、复兴社、河北省党部等南京势力 撤出华北,从而揭开了“华北自治”的序幕。 紧 接着, 土肥原贤二又出现了。 他先是要求南京 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 员会等派出机构,继而又成立了以冯玉祥旧部 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而当年 12 月 25 日,在游说宋哲元以及拉拢山西阎锡山、山东 韩复榘先后失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以殷 汝耕为首、包括河北 22 县与察哈尔 3 县的“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未来“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的样板。及至 1936 年 5 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 一手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也在 察哈尔嘉卜寺顺利开张了。日本战史这样记载田 中隆吉的计划,“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 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 大之……真是一个庞大的泛蒙设想”。

短短几年之内,这些“中国通”就以兵不血 刃的方式,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成就,它足以让青 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瞠目结舌了。 要知道,在青 木的时代, 担任驻华武官还被视为二流人物的 选择, 那些陆军大学的第一流毕业生总是以派 驻欧洲为荣;要知道,坂西利八郎耗费了十八年 的时间, 才让西方人勉强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 “特殊利益”,而没有获得尺土寸地,即使 1914 年占领的、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青岛最终 也还给了中国。 更不必说, 那些日本以无数伤 亡、尸山血海换取的台湾、朝鲜和“关东州”,加 起来也不足满洲、冀东和内蒙的七分之一。

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最显赫的功业。 在这样 的功业中,一些“中国通”得意忘形,乃至毫不掩 饰自己的图谋了。 1935 年 7 月,松井石根公开 说:“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支那现在立刻由 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 建立中央 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 恐怕只是一场梦。 作 为支那统一的过渡,最好是将北、中、南、外部分 成四种地方,采取所谓联省自治、中央统制的形 式,(这样)比较自然吧。”而次年 4 月,在东亚调 查会上, 土肥原贤二也抱怨说:“过去日支亲善 政策的失败, 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 个国家而处理造成的。 和各个政权合作, 并让 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 才是向着最为实际 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 ”(《东京日日新闻》, 1936 年 4 月 14 日)

让这些得意忘形的人理解 “中国 的 新 情 况”,不是笑话奇谈吗? 要他们以及七千万日本 人觉察到“西安事变”所折射的人心潮流和历史 变奏,不是对牛弹琴吗? 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过 是虚张声势,以对抗华北的“自治”。哪怕蒋介石 胆敢诉诸武力, 他所建立的抗日同盟也将在大 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之下迅速瓦解。 这样的事 情不是发生过许多次吗? 以 1927 年为例,几乎 刚刚夺取了长江流域, 自私而愚昧的中国人就 开始了内部火并,而国民党也分崩离析成了众 多派系……

当然,在这样的声潮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同 的声音。 1937 年年初,一股“中国再认识论”的 舆论潮流, 在日本国内渐渐兴起了。 此后几个 月,它吸引了众多日本观察家和知识分子,并引 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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