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2】大矶海边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时年约40 岁。 作为日本华侨的儿子, 他在横滨长大, “初中是在东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学是在京都念的”,标准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说得还好。 过去几年,西义显时常笑称他为“日华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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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3】 
 
 接下 【第二章 1】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收到这两封电报后,石原莞尔就决定“不扩 大”、迅速平息事态。 但这时候,一种借此机会、 “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声潮,已经充斥了这栋 灰色的大厦。 原陆军参谋次长、 几个月前已出 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甚至拍着扶手叫喊道:“太 好了! 终于干起来了! ”
  
  一时之间,对如何处置“卢沟桥事件”,几十 名陆军将校分裂成杉山元领衔的乐观派和石 原领衔的慎重派。 在两派极端对立的氛围中, 陆军省、 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召开了。 围绕着 “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两派将校进行了 一整天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扩大事态是否会引 发战争。
  
  石原莞尔谈道, 倘若扩大事态的话,29 军 必将奋起抗战, 南京政府也将派兵北上,“使纠 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 道路相违背……应该迅速地、 简单地收拾事 件”。 但对这个观点,众多“扩大派”将校不屑一 顾。 武藤章认为,“只要满载士兵的列车一通过 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 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 重也谈道,从本土派出的师团将不会踏上中国 的土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 即使不 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就会投降”。 也就是 说,所谓“扩大事态”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 只 要作出这个姿态, 中国就会接受城下之盟,日 本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尔后,是战争万一爆发、“日本能否承受”的 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将战场 局限在黄河以北,日本也至少要动员15 个师团 才能取胜;哪怕战争只持续半年,日本也将付出 几万人的伤亡、50 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并消耗 一半以上的战略储备。 为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 冲突,如此代价是否值得? 更不必说,所谓“华 北作战” 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战争爆发 后, 中国很可能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 队,这么一来,它将演变为全面战争,并且将是一场持久战。 日本将深陷中国的泥潭, 而无力 应对苏俄的威胁和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石原莞尔的这些话语, 几乎预言了未来中 日战争的走向。但“扩大派”将校嗤之以鼻。杉山 元认为,什么西安事变、什么全面战争,都不过 是危言耸听,“解决华北事变不会超过一个月”。 与他相对比, 十年前曾误判中国青年已具有民 族意识、 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的永津佐比重更 加乐观。他说,哪怕南京政府派兵北上,“通过一 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连 一个月都用不上。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太 阳渐渐西斜的时候, 石原莞尔到底忍不住了。 针对杉山元喋喋不休的“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 的论调, 他尖刻地反问:“大臣, 给你一部脚踏 车,你一个月之内能从华北骑到四川吗? ”
  
  杉山元勃然大怒:“少将, 请注意你的措 辞。 ”
  
  石原莞尔冷冷地回答:“大臣的分内所在 是军政, 我只希望大臣能处理好自己的分内 事务……”
  
  杉山元为之愕然、哑口无言了。 原来,按照 日本军制,陆军大臣及其陆军省只负责军政,亦 即征兵、人事、行政等方面;而涉及到派兵、用 兵、军事部署等军令问题,一概由参谋本部执 掌。 这种相互制衡、类似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 是杉山元所无法违背的。 又何止是杉山元? 听 到这个回答后, 会场一下子寂然无声了。 石原 的这个表态不仅咄咄逼人, 并且无礼至极。 在 重视官阶、资历和上下级礼仪的日本陆军,它堪 称是一个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侮辱性手笔。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而在会议结束后, 石原径自拜访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 王,获得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授权。 并于 8 日 18 时 42 分以临命 400 号指示, 发给中国驻 屯军司令官。
  
  7 月 8 日晚上, 接到参谋本部临时第400 号命令后, 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再赴秦德纯 私宅。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后, 双方达成了三 项口头协议:首先是两军立即停止对射;其次, 中国驻军撤往卢沟桥西岸,而日军也撤回丰台, 双方摆脱近距离接触;最后,中国军队从此不再 驻扎东岸的宛平县城, 宛平防务由原保安队以 及双方都能接受的石友三冀北保安队一部接 防,“人数限三百人”……
  
  这份协议, 远谈不上什么平等。 与塘沽协 定、以往的众多协定一样,近乎无中生有的“卢 沟桥事件”,让中国军队又一次从宛平县城撤退 了,而日军仍然驻扎在丰台。但由于卢沟桥还在 中国人手里,秦德纯答应了。
  
  次日凌晨 5 时,双方开始撤兵。在乱纷纷的 现场,由于金振中营的1400 余名官兵和一木清 直大队的 700 余名日本人都不愿撤离, 终于引 发了又一次隔岸对射事件。 在秦德纯的一再勒 令下,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中国方面的撤兵完成 了。 “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 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今井 武夫回忆录》)
  
  但在签订正式协定时,双方冲突再起。
  
  这个冲突,或许和协定文稿的措辞、用字有 关,更和一木大队的始终没有撤离有关。这一天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松井太久郎草拟了 三项要求,并提出附加条件,与中方代表、时任 天津市市长兼 29 军 38 师师长的张自忠进行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谈 判毫无进展。
  
  第一个分歧,是中方不愿向日方道歉。协定 文稿第一条写道:“冀察第 29 军代表应向日本 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军官予以处分,并负 责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张自忠 的助手、 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答复说:“惩处肇 事的负责人有困难。 ”
  
  这个答复,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委婉说辞, 还是暗指“肇事的负责人”是日本方面呢? 谁也 说不清。 与这个分歧相比, 第二个分歧远为重 大。 那就是卢沟桥的驻防。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东岸是宛平县城,以金 振中营为驻防部队, 西岸则是金振中营所属的 吉星文团卫戍区。按照两天前的口头协议,金振 中营将撤离宛平,以保安队接防,而西岸仍处在 吉星文团的控制下。 但这份协定文稿的第二条 却写道:“卢沟桥附近、 永定河东岸不得驻防部 队。”它的附加条款再次强调,“以上条件经中国 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 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 所谓 “卢沟桥附 近”,不也包括西岸地区吗? 谁敢说日本人不是 想趁机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卢沟桥呢? 两天过去 了,一木大队始终没有撤离,谁敢说在宛平留守 部队撤往西岸后日本人不会趁机进驻呢?
  
  又何况,这个协定文稿的第三条,是《何梅协定》的重申。 但两年前签订的《何梅协定》,恰 恰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1935 年 6 月 9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 隆和北平使馆副武官、冒充“关东军代表”的高 桥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勒逼何应钦将南京势 力撤出华北。 离开之前,他们留下了三页文件, “以日文缮就”。当时,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众多 幕僚、秘书,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诡计。 在那三 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第三 页是“中方未着手之事项”。但在这两页文件里, 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仅有三行文字的笺纸。 它置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可以归类为“所承诺 事项”,但它的条目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而非第一页所承诺九条 的延续。在何应钦草草答应后,这异常苛刻的三 款,日方可以任意驱逐“可能对日华关系造成妨 碍”的人员和机关、日方有权过问冀察政权的人 事任免,以及日本方面有监视纠察之权,就被日 本人解释为“已承诺事项”。(梁敬 ,《日本侵略 华北史述》)
  
  凡此种种,都让中方代表停止了谈判。次日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1 日凌晨 5 时, 秦德纯打 电话给松井太久郎,“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唯 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 绝对不能同 意”。今井武夫后来谈道:“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 条件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 了僵局。 ”(《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当天上午,他绕过 松井太久郎,找到了前来北平视察部队、当时下 榻在扶桑馆旅馆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表示决心, 愿意负责打开僵局, 请求委以重 任”。 在再次获得授权后,他首先拜访了宋哲元 的亲戚、 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贾德耀, “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随后,在外交专员林 耕宇的陪同下,他来到张允荣家里,并在这里见 到了他的老相识、 同样担任冀察政务委员的齐 燮元。
  
  这一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今井武夫保 证绝不干涉西岸防务、 并且签字的同时将一木 大队撤回丰台后,秦德纯很快打来电话,授权齐 燮元和今井签署协定。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拟 定了语气平和、内容明确的三条草案。 其中“29 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改为“以地主之谊 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 撤兵范围明确为 “卢沟桥城厢”也就是宛平县城;而事件的源头,也定义为中方更能接受的 “抗日各团体之嫁 祸”。今井武夫后来谈道:“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 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 ”
  
  几十年后,今井武夫依然记得,这一天是难 得的好天气,“夜来的阴云已经一扫而光, 雨过 天晴”。 “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 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从卢沟桥撤 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至 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首先不看到中国军队撤 退,就不能离开此地。 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 因此才僵持不下、 互不让步。 这与所有的日华 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交 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今井武夫回忆 录》)
  
  在今井武夫看来, 这种互不信任、 纷争不 断,并非因为日本人太过蛮横、经常言而无信, 而是类似中国北方的一句歇后语: 麻秆儿打 狼—— —两头怕。 但,也是这一天,几乎是他刚刚 回到北平武官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特急专 线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 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 ”
  
  拿起听筒后,在电话的那一头,驻屯军司令 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以急促语气告诉他: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 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有力部队。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 好机会……”
  
  寺田盛寿说:“所以, 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 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
  
  在后来的年月里, 史学界、 舆论界普遍认 为,1937 年 7 月 11 日, 也就是华北已达成协 议、 东京却决定出兵的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 天”。 之所以如此, 和众多大人物的纷纭态度、 复杂心思有关。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他们 的各自算盘、种种手笔,不仅改变了千家万户的 命运,也改写了此后八年乃至更久远的东亚历 史。
  
  首先是杉山元。
  
  在日本政界, 杉山元的绰号是 “傻瓜元”、 “厕所之门”。 前者指的是他粗鲁的举止、 略显 迟钝的反应,后者则认为他毫无主见,任何人都 可以推动这扇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作为中 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杉山元绝非无能之辈。
  
  他性格坚忍勇决,乃至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也只 不过是他深沉心机的包装。
  
  7 月 8 日晚上,也就是石原莞尔作出“不扩 大”的决定后,杉山元就召集了武藤章、田中新 一等十余名“扩大派”将校,在他的陆相官邸举 行会议。 他们一致认为, 即使南京政府将派兵 北上, 强大的日本陆军也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 击溃敌人,并使华北沦为另一个伪“满洲国”。他 们谈道,尽管对苏备战是日本国策,但为了保证 后方,“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 除去我方背 后的威胁, 此为最上策”(秦郁彦,《日中战争 史》)。
  
  这就是此后几个月甚嚣尘上的 “对华一击论”。
  
  这个晚上,他们作出了几个决定,试图挑起 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首先,宣布京都以西将于7 月 10 日也就是 两天后退伍的义务兵, 一概延期退伍,“以此增 加现役兵员 4 万名”。 紧接着,参谋本部作战课 课长武藤章又连夜起草了一份 《华北时局处理 方案》。 方案的要旨,是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向 华北派出 1 个满洲师团、1 个朝鲜师团和 3 个 本土师团,以“救援孤军”、“保护日侨”。 对这个 自相矛盾的手笔, 田中新一有一句后来广为流 传的名言,“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攻陷南京, 就不算扩大”。 在方案里,武藤章更令人啼笑皆 非地写道:“根据事变不扩大的方针……应向华 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日本防卫厅,《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史》)
  
  然后,是对付石原莞尔。 7 月 9 日,在又一 次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武藤章抛出 了《华北时局处理方案》。对此,石原莞尔勃然大 怒, 他训斥道:“你也想对我来一手 ‘下克上’ 吗?”而对这个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难,生性乖戾、 被称为“实行能力比石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武 藤章并不示弱。 他反驳说:“石原少将不也这么 干过吗? 我现在学的是石原前辈在满洲时的做 法,又有什么不对? ”
  
  这个对话,后来在日本陆军尽人皆知。 它也 是八年以后, 武藤章以区区中将军衔被列为七 大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的重大证据之一。 以这 样下克上的方式,当然不能搞定石原。 次日,也 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在联席会议上,“扩大 派”重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代理部 长栗原幸雄出示了几份重要情报。 第一份,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报告说, 他走 访了中国外长王宠惠,“但王外长态度强硬,并 无准备妥协的诚意”。 对此,石原不屑一顾。
  
  随后, 栗原幸雄又接连出示了三份情报。 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密电:“中国方面也确定 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中央军已奉 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 队发出了战时体制的密令。 ” 上海特务机关报 告说:“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 一带的军队下达动员令,特别给津浦线上的第 1 军军长胡宗南发出了重大指令。 ”日本同盟社 的消息则是:“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 已命 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 以 7 月 11 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 ”
  
  在石原莞尔将信将疑之际, 栗原幸雄最后 出示一份改变历史的情报:“本日(7 月 10 日), 海军方面将监听到的下述无线电报通报陆军 方面:据可靠消息,宋哲元第 29 军的部下对日 中现地协定不满,预计将对日方展开攻击…… 这是驻北平美国海军武官向其本国的报告。 ”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这份情报, 使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也 加入了劝说石原的行列。 不是吗? 倘若 29 军全 力进攻中国驻屯军,这支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很 可能全军覆没。 而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 不 是吗?中央军的北上本身就违反了《何梅协定》, 可以视为中方的挑衅之举。 更不必说, 他继续 反对出兵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他将威信尽失、 千夫所指。
  
  几份情报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几名“不扩大 派”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以及河边虎四郎、柴 山兼四郎等, 集体地沉默不语。 联席会议顺利 地通过了出兵决定。 对此, 石原莞尔后来解释 说:“既然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当然不应该动员, 这是一般的想法。 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 而派 兵需要数周时间……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也 有必要实施动员。 因为万一事态恶化的话,再 行动员时间就来不及了。 ”
  
  对此, 几十年以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编撰人 员对此评价道:“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 作战部长,最终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 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视为不可弥补的失 策。 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 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这些战史编撰人员并没有谈到, 所谓被截获的美国海军武官的密电,是杉山元、栗原幸雄 等人伪造的。
  
  就这样,出兵华北的决定,使中日和平又一 次岌岌可危了。 然而,卢沟桥的星火,要演进为 持续八年、熊熊燃烧的烈焰,还需要一个大人物 的上下其手、火上浇油。 这个大人物,就是日本 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当时被誉为“国民希望” 的近卫文麿。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1】青年首相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一章
1

1936 年除夕之夜,一种亘古流传、周而复 始的天籁,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 子夜时分, 全国五万余所大小寺庙,僧侣们齐齐敲响了大 钟。 钟声苍茫、悠远,连绵不绝达一百零八响之 久。 在这响彻天际、启迪人间的钟声里,七千万 日本人无不静坐家中,他们一边聆听着“除夜 之钟”,一边祈祷着好年成、好雨水,祈盼家庭、 社群、日本和苍生的好运道。

自从明治大帝颁行西历、废除春节,几十 年来, 日本人已渐渐习惯了新的除夕和元旦。 比起来自中国的太阴历,西方的太阳历不仅更 精确、更有规律可循,它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文 明开化的象征。 然而,千年流传的习俗,却丝毫 没有改变:除夕依旧被称为“大晦日”;钟声停歇 的那一刻,大晦日就过去了,人们迎来了新年 “正日”。 在潦草一觉后,家家户户吃着新年的 第一顿早餐,屠苏酒、荞麦面和砂糖芋泥。 紧接 着,男女老幼络绎不绝地前往神社,祭拜氏族 神和土地神。

祭拜神灵后,是素食的、忙碌拜年的“三贺 日”。 新年的头三天,笃信佛教、神道教的日本人 大多不食荤腥,但它丝毫无损新年的喜悦。 在一 个个街区、一处处町村,人们满面笑容、相互鞠 躬、遍访亲友、饮酒唱歌,并以可掬的醉态开始了 又一年的日子。除夜钟声的空灵、庄严,此时渐渐 淡去,代之以市井的欢乐和凡俗的温情。

与几千年来没有什么两样,1937 年元旦, 千万日本人依旧以喜庆的态度,面对天地的新 寿和人生的代谢。 但,也是这一天,美国驻日本 大使约瑟夫·格鲁却认为,“新年在一种不吉利 的调子里开始了”。 在列举了日本与英国、美 国、 苏俄关系的恶化后, 他的元旦日记写道: “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 日本似乎是最 不能理解的一个国家。 这是不可思议的,又是 千真万确的。 ”(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所谓“中国的新情况”,指的是 1936 年夏天 以来一股突如其来、席卷全国的新气象。 这一 年 8、9 月间,“两广事件”的顺利平息,标志着这 个分崩离析达 20 年之久的国家大致统一了。 “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 中国人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阀, 并且 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紧接 着, 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小麦都获得了 空前丰收,它结合一年前法币的成功发行,使四 万万农民的当年收入骤然增加了 45%,“农民 开始购买 1931 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 及至当年 11 月份, 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 了: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击败了以日本人为骨 干的内蒙叛军, 此举不仅意味着日本在绥远省 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化作泡影, 它还是近十年 来南京政府第一次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凡 此种种, 都让千万中国人孕育着对未来日子的 新希望, 乃至一个古老民族再次复兴的悄然盼 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认 为,“现在, 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 中”;《大公报》也谨慎地报道说:“在最近几个月 内, 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 ”(《大公 报》,1936 年 12 月 13 日)

但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对这个经历了无数沧 桑、近百年来希望一再落空的民族来说,似乎只 有一种最极致的悲欢、最戏剧化的方式,才能引 领着它告别过去,并跨入新命运的门槛。 1936 年 年底, 这样的悲欢、 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出现了, “西安事变” 让四万万中国人共同审视着自己的 命运,并集体地选择了一个民族的未来道路。

事变之初,许多人置身事外,许多人抱着看 热闹的态度,一些人甚至感到幸灾乐祸。 毕竟, 在过去十年, 蒋介石谈不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 统治者;毕竟,他的倚仗武力、压制社会、禁绝学 潮、控制舆论,都和现代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的 所思所想格格不入。 但不过一两天后, 一种奇 特的担忧、仿佛只有失去时才能感受到它的存 在的空白感, 就悄悄地出现了: 没有蒋介石的 话, 这个国家会不会又一次陷入内战的沼泽地 呢? 没有蒋介石的话, 又有谁能率领四万万人 奋起抵抗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 ……在短短十 三天之内,这种担忧、这样的空白感就迅速蔓延 开去, 并化作一个古老民族的集体共识。 那就 是中国需要蒋介石,特别是一个代表着五千年 和四万万、不再向日本出让尺土寸地的蒋介石。

此后十三天, 千万中国人忐忑、 疑虑、悲 伤、恐惧。 而 12 月 25 日深夜,当事变和平 解 决、 蒋介石已乘坐飞机离开西安的消息传出 后,这样的百感交集、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深刻 洞察,顿时化为一种情不自禁的狂欢:在武汉, 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了街头;在上海,几万市民 拥出舞厅、咖啡馆,以一阵阵的欢呼将这个圣 诞之夜推向极致;及至次日中午,当蒋介石乘 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时,“场内外 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申报》号外,1936 年 12 月 26 日)……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中国 的统一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那种不 流血的葬送,日本要获得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在 蒋介石以及四万万人的共同抵抗下付出惨重 的代价。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刻之一。 直到 此时,蒋介石也没有在那份解决事变的协议书 上签字,而四万万人对他离开西安的内幕更一 无所知,但似乎无须多言、不必沟通,四万万人 就和他们之间最具权力的那个人达成了一种 默契。 那就是蒋介石肯奋起抵抗日本的蚕食、 侵略、种种无理要求的话,他们将拥戴他为全民 族的最高领袖;而倘若他首鼠两端、继续妥协的 话,那么,抗议将空前激烈、内战将彻底爆发,而 类似的叛乱或许也会一再上演。 这一天, 这份 心理契约已经达成了,大半年后,蒋介石告诉德 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倘若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 约,“革命将爆发, 南京政府将被公众舆论的浪 潮所击垮”(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 的通敌内幕》)

对这个划时代的转折, 所有的西方观察家 都一清二楚。 几天后, 它就被众多西方媒体评 为堪与西班牙内战、 墨索里尼占领俄塞俄比 亚、柏林奥运会和美国经济复兴等相提并论的 年度最重大新闻了。 而对这个事件所蕴含的兼 有悲剧和史诗意味的命运色彩,唯一不那么明 白的,恐怕真的只有日本人了。 约瑟夫-格鲁写 道:“中国人表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以致日本全国皆有晴天霹雳之感。 它就像一个 惶惑不安的人那样,正在搔首踟蹰,不知今后如 何是好。 报上已有一些议论, 提到要改变对华 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 迹。 ”(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而对中国新情况的这种无法理解、“搔首踟 蹰”,与几十年来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陆军的中国 观密切相关。

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 从 1884 年 10 月开 始。 这一年,25 岁的青木宣纯被派驻广州担任 领事馆武官,“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 国通’”。 这个出身于藩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 志》的青年,几乎集大成着后来几代中国通的共 同特征。他刻苦、勤奋。以语言为例,他原本学的 是北京官话, 到广州后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下 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顺利地完成了 情报搜集工作”。他温和、谦卑、有着巧言逢迎的 天才。 以他在 1897 年结识的袁世凯为例,直到 贵为大总统时,袁世凯还人前人后地谈道:“青 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他深谙人性之弱并 且极善于收买、利用。 以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组 织的“特别任务班”为例,这个仅有几十名日本 军官、浪人参与的团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啸 集了几万关东马贼,使搜集情报、破坏铁路、焚 毁粮草、袭击小股部队等工作有声有色,以至 于日语产生了一个描述谋略军官的新词汇, “特务”……

在长达 28 年的驻华时光里,青木不仅赢得 了众多中国权贵的信任, 他还形成了自己特定 的中国认识,“非国论”。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基 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泛政治体。无论“五胡”、蒙 古人还是满族人,只要他们征服了农耕文明区, 并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那么, 他们就可以被视为历代兴替的正统王朝了。 中 国丝毫没有以血缘、 种族为基础的近代民族国 家特征, 它迟早会像宗教势力没落后的欧洲那 样,分裂成盎格鲁-撒克逊人、雅利安人、日耳 曼人、俄罗斯人等众多民族国家。 更不必说,伴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几十年的西风东渐,那种 基于农耕优越性的文化共识,早已是最落伍、最 应该被抛弃的东西了。

青木宣纯的“非国论”,后来成为日本大陆政 策的起点。如果说,这个观点以晚清中国为背景, 并且包含了将中国分裂成汉人区、满人区、蒙古 人区和穆斯林区等要素的话,那么,在他之后担 任驻华使馆武官、被视为第二代“中国通”代表人 物的坂西利八郎,却以军阀混战作为自己的认识 依据。 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劣种论”。

与青木宣纯一样, 坂西深得北洋军阀的信 任。 他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 锟、段祺瑞等七任总统而不衰,始终被视为最可 靠的外国顾问,由此赢得了日本舆论“七代兴亡 的不倒翁”的赞誉;但在目睹了无数次党争、政 潮和内战之后,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看法,那 就是中国已沦为一个劣等民族, 日本才是东方 精神的真正代表。 他说,一次次的政权兴替、耀 武扬威的登场,“我已经看多了”; 无论立宪、共 和还是联省自治, 都不可能让中国凤凰涅槃, “建设只能是一场梦,事态正朝着破坏的方向发 展”。而对这个观点,他的助手、后来的关东军参 谋长斋藤恒有着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述:“中国人 缺乏组织国家的能力……要使他们具有国家观 念,比等待百年黄河变清还要难……”(《斋藤恒 史料》)

那么,在这种泥石俱下、恍若末世的中国图 景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坂西利八郎认为,在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 命后,分食中国这道大餐的,只剩下英国、法国、 美国和日本了;日本无力向英法美同时挑战,但 它可以通过扶持利益代言人乃至傀儡的方式, 期待着在欧洲巨变后一举控制中国。 他说:“不 管是革命党、北洋派还是什么派,只要是在希望 发展日中关系的理念上采取行动的人, 我皆视 之为同志。 我想, 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 情。 ”他的另一个助手林与三吉说得更为露骨: “不管中国掌握军权者是土匪与否,既然他们是 中国社会必要的一员, 而且在诸多事情上掌握 实权, 那么在推行现行政治时, 控制和操纵他 们,甚至诱导他们为帝国尽忠是极为必要的。 ”

1927 年 2 月, 在十八年的驻华生涯后,坂 西利八郎发表了告别演说,从此退出军界。但这 个时候,在“七代兴亡不倒翁”的声誉之外,他还 取得了另一个更为重大、 但当时无人觉察的成 就,那就是他的“坂西机关”已培养出了一大群 后来赫赫有名、 执掌日本国政的第三代 “中国 通”。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板垣征四郎、土肥原 贤二、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人。

与前代相比,几乎刚刚踏上历史舞台,第三 代“中国通”就面对着更加难以判定的形势、几 乎前所未见的中国景象。这一年,从珠江流域出 发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攻克了武汉、九江、安庆等 长江重镇,他们还受到沿途民众欢欣鼓舞、一路 挥舞着青天白日旗的夹道欢迎。 对这股新兴势 力,第三代“中国通”心情复杂、百感交集。 以观 察员身份一路跟随北伐军北上的佐佐木到一谈 道:“这一考察的结果, 我得出的结论是旧军阀 已非国民革命军的对手,上海、南京不久就会被 占领……从九江出现的多数传单和宣传画来判 断的话,希望恢复国权的气息浓厚,共产主义的 色彩也极为浓厚。”而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 的永津佐比重也认为:“显然, 南方的革命行将 唤醒沉睡着的中国, 并承担起建设未来国家之 重任……在青年中,特别是南方青年中,救国意 识正在增长。 ”(转引自波多野澄雄,《日本陆军 的中国认识》)

但这种认为中国青年已具有民族意识、这 个古老国家将很快复兴的观点, 不过是昙花一 现。 1927 年 4 月,几乎刚刚攻克上海,蒋介石就 宣布“清共”,此举意味着国民革命阵营彻底瓦 解了;紧接着,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 石也进入了对抗状态, 国民政府分裂成了两个 部分。此后几个月,桂系、粤系、孙科系、“西山会 议派”……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派系都出现了,旧 的军阀割据已经死去,新的军阀混战又已诞生。 它让第三代“中国通”如释重负,并愉快地承认 了自己的错误。 佐佐木到一说:“面对一系列事 件,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必须认识到广东时代的 我还年轻。 ”而青木宣纯的女婿、第三代“中国 通” 核心人物之一矶谷廉介更断言:“支那毕竟 是支那,将其视为日本简直是痴心妄想。 ”

而在作出“支那毕竟是支那”的结论后,他 们提出了未来的中国设计。与前辈们相比,这个 设计不仅更为清晰,它还被视为日本“国运”的 兴衰关键。 他们希望,依靠这个设计,日本有一 天能够登临大陆, 成为东亚的主人; 他们更相 信, 在一代人的践行后, 日本将像此前的蒙古 人、满洲人那样,以入主中国的身份永载史册。 这当中的唯一区别是,并非日本、大和民族被中 国同化,而是代表着工业、近代文明、崭新亚洲 精神的日本同化中国。

他们的这些观点、这个设计,其核心是“分 治合作”。

所谓“分治合作”,从青木宣纯的“非国论”、 坂西利八郎的“劣种论”出发,并结合蒋介石雄 踞长江的现实, 被视为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政治 体制:既然中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 么,满洲、内蒙、新疆、西藏当然要分裂出去,中 国最多只能拥有这些区域的宗主权; 既然中国 人自私、愚昧、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 那么,关内中国也应该分成彼此独立、互不统属 的几个部分,比如华北以北洋军阀为主,西南几 省留给本地军阀,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 也不应允许南京染指他们的内部事务……在他 们看来, 再也没有另一个这么适合劣等民族并 符合日本利益的中国景象了。这个广土众民、有 着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民众的古老民族,将永 远也不可能对他们形成挑战。

这不仅是一种设计, 更不是什么臆想的图 景。远在 1928 年 4 月,应济南领事馆武官、第三 代“中国通”重要人物酒井隆的要求,日本就出 兵山东,以阻止国民革命军对华北的“二次北 伐”;两个月后,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 策动下, 一小群日本军官又炸死了不太驯服、 决心在名义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作霖,以 确保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毫无疑问,这些都 为了将南京政府限制在长江,以避免中国的统 一和不可遏制。

可惜事与愿违,这些手笔大多有损而无益。 以炸死张作霖为例,不过几个月后,身负杀父之 仇的张学良就宣布“易帜”,一个半自治的、以奉 系和冯玉祥系为主的中国北方出现了。 至少在 表面上,从珠江到黑龙江、从山东半岛到天山, 处处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了。

但是,伴随着世界性大萧条的爆发,日本内 忧外患,第三代中国通已经将“分治合作”视为 日本的唯一生路。 而且,与前辈相比,他们敢想 敢做、重在实行。 于是,1931 年 9 月,在石原莞 尔以及两大“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的策动下,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以爱 新觉罗·溥仪为傀儡的伪 “满洲国”。 几代日本 人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的“满蒙生命线”,几乎 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了,它让日本为之举国狂 欢。 此后十余年, 大约 166 万日本居民移居满 洲,在伊通河边的一片温润平原上,他们建起 了日本帝国的未来首都。 这个首都有一个大气 磅礴、充满梦想色彩的名字——新京。

1935 年 6 月,同样以酒井隆为主角,几个 日本军官以冒名讹诈的方式,勒逼何应钦将第 2 师、第 25 师、复兴社、河北省党部等南京势力 撤出华北,从而揭开了“华北自治”的序幕。 紧 接着, 土肥原贤二又出现了。 他先是要求南京 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 员会等派出机构,继而又成立了以冯玉祥旧部 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而当年 12 月 25 日,在游说宋哲元以及拉拢山西阎锡山、山东 韩复榘先后失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以殷 汝耕为首、包括河北 22 县与察哈尔 3 县的“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未来“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的样板。及至 1936 年 5 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 一手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也在 察哈尔嘉卜寺顺利开张了。日本战史这样记载田 中隆吉的计划,“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 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 大之……真是一个庞大的泛蒙设想”。

短短几年之内,这些“中国通”就以兵不血 刃的方式,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成就,它足以让青 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瞠目结舌了。 要知道,在青 木的时代, 担任驻华武官还被视为二流人物的 选择, 那些陆军大学的第一流毕业生总是以派 驻欧洲为荣;要知道,坂西利八郎耗费了十八年 的时间, 才让西方人勉强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 “特殊利益”,而没有获得尺土寸地,即使 1914 年占领的、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青岛最终 也还给了中国。 更不必说, 那些日本以无数伤 亡、尸山血海换取的台湾、朝鲜和“关东州”,加 起来也不足满洲、冀东和内蒙的七分之一。

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最显赫的功业。 在这样 的功业中,一些“中国通”得意忘形,乃至毫不掩 饰自己的图谋了。 1935 年 7 月,松井石根公开 说:“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支那现在立刻由 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 建立中央 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 恐怕只是一场梦。 作 为支那统一的过渡,最好是将北、中、南、外部分 成四种地方,采取所谓联省自治、中央统制的形 式,(这样)比较自然吧。”而次年 4 月,在东亚调 查会上, 土肥原贤二也抱怨说:“过去日支亲善 政策的失败, 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 个国家而处理造成的。 和各个政权合作, 并让 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 才是向着最为实际 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 ”(《东京日日新闻》, 1936 年 4 月 14 日)

让这些得意忘形的人理解 “中国 的 新 情 况”,不是笑话奇谈吗? 要他们以及七千万日本 人觉察到“西安事变”所折射的人心潮流和历史 变奏,不是对牛弹琴吗? 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过 是虚张声势,以对抗华北的“自治”。哪怕蒋介石 胆敢诉诸武力, 他所建立的抗日同盟也将在大 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之下迅速瓦解。 这样的事 情不是发生过许多次吗? 以 1927 年为例,几乎 刚刚夺取了长江流域, 自私而愚昧的中国人就 开始了内部火并,而国民党也分崩离析成了众 多派系……

当然,在这样的声潮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同 的声音。 1937 年年初,一股“中国再认识论”的 舆论潮流, 在日本国内渐渐兴起了。 此后几个 月,它吸引了众多日本观察家和知识分子,并引 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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