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1】“和平第二方案”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或许是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干系太大,或许是预感到了前路的叵测,直到6月14日,高宗武才出现在西义显下榻的香港半岛饭店。这一天,西义显注意到,高宗武的脸色异常苍白,“这主要是他患有肺病,也表现出他为了和平的大义,而不得不暂时地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悲壮决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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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2】“近卫的先手”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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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

  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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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1】“近卫的先手”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4】

第二章 1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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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3】 
 
 接下 【第二章 1】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收到这两封电报后,石原莞尔就决定“不扩 大”、迅速平息事态。 但这时候,一种借此机会、 “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声潮,已经充斥了这栋 灰色的大厦。 原陆军参谋次长、 几个月前已出 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甚至拍着扶手叫喊道:“太 好了! 终于干起来了! ”
  
  一时之间,对如何处置“卢沟桥事件”,几十 名陆军将校分裂成杉山元领衔的乐观派和石 原领衔的慎重派。 在两派极端对立的氛围中, 陆军省、 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召开了。 围绕着 “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两派将校进行了 一整天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扩大事态是否会引 发战争。
  
  石原莞尔谈道, 倘若扩大事态的话,29 军 必将奋起抗战, 南京政府也将派兵北上,“使纠 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 道路相违背……应该迅速地、 简单地收拾事 件”。 但对这个观点,众多“扩大派”将校不屑一 顾。 武藤章认为,“只要满载士兵的列车一通过 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 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 重也谈道,从本土派出的师团将不会踏上中国 的土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 即使不 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就会投降”。 也就是 说,所谓“扩大事态”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 只 要作出这个姿态, 中国就会接受城下之盟,日 本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尔后,是战争万一爆发、“日本能否承受”的 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将战场 局限在黄河以北,日本也至少要动员15 个师团 才能取胜;哪怕战争只持续半年,日本也将付出 几万人的伤亡、50 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并消耗 一半以上的战略储备。 为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 冲突,如此代价是否值得? 更不必说,所谓“华 北作战” 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战争爆发 后, 中国很可能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 队,这么一来,它将演变为全面战争,并且将是一场持久战。 日本将深陷中国的泥潭, 而无力 应对苏俄的威胁和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石原莞尔的这些话语, 几乎预言了未来中 日战争的走向。但“扩大派”将校嗤之以鼻。杉山 元认为,什么西安事变、什么全面战争,都不过 是危言耸听,“解决华北事变不会超过一个月”。 与他相对比, 十年前曾误判中国青年已具有民 族意识、 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的永津佐比重更 加乐观。他说,哪怕南京政府派兵北上,“通过一 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连 一个月都用不上。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太 阳渐渐西斜的时候, 石原莞尔到底忍不住了。 针对杉山元喋喋不休的“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 的论调, 他尖刻地反问:“大臣, 给你一部脚踏 车,你一个月之内能从华北骑到四川吗? ”
  
  杉山元勃然大怒:“少将, 请注意你的措 辞。 ”
  
  石原莞尔冷冷地回答:“大臣的分内所在 是军政, 我只希望大臣能处理好自己的分内 事务……”
  
  杉山元为之愕然、哑口无言了。 原来,按照 日本军制,陆军大臣及其陆军省只负责军政,亦 即征兵、人事、行政等方面;而涉及到派兵、用 兵、军事部署等军令问题,一概由参谋本部执 掌。 这种相互制衡、类似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 是杉山元所无法违背的。 又何止是杉山元? 听 到这个回答后, 会场一下子寂然无声了。 石原 的这个表态不仅咄咄逼人, 并且无礼至极。 在 重视官阶、资历和上下级礼仪的日本陆军,它堪 称是一个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侮辱性手笔。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而在会议结束后, 石原径自拜访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 王,获得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授权。 并于 8 日 18 时 42 分以临命 400 号指示, 发给中国驻 屯军司令官。
  
  7 月 8 日晚上, 接到参谋本部临时第400 号命令后, 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再赴秦德纯 私宅。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后, 双方达成了三 项口头协议:首先是两军立即停止对射;其次, 中国驻军撤往卢沟桥西岸,而日军也撤回丰台, 双方摆脱近距离接触;最后,中国军队从此不再 驻扎东岸的宛平县城, 宛平防务由原保安队以 及双方都能接受的石友三冀北保安队一部接 防,“人数限三百人”……
  
  这份协议, 远谈不上什么平等。 与塘沽协 定、以往的众多协定一样,近乎无中生有的“卢 沟桥事件”,让中国军队又一次从宛平县城撤退 了,而日军仍然驻扎在丰台。但由于卢沟桥还在 中国人手里,秦德纯答应了。
  
  次日凌晨 5 时,双方开始撤兵。在乱纷纷的 现场,由于金振中营的1400 余名官兵和一木清 直大队的 700 余名日本人都不愿撤离, 终于引 发了又一次隔岸对射事件。 在秦德纯的一再勒 令下,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中国方面的撤兵完成 了。 “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 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今井 武夫回忆录》)
  
  但在签订正式协定时,双方冲突再起。
  
  这个冲突,或许和协定文稿的措辞、用字有 关,更和一木大队的始终没有撤离有关。这一天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松井太久郎草拟了 三项要求,并提出附加条件,与中方代表、时任 天津市市长兼 29 军 38 师师长的张自忠进行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谈 判毫无进展。
  
  第一个分歧,是中方不愿向日方道歉。协定 文稿第一条写道:“冀察第 29 军代表应向日本 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军官予以处分,并负 责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张自忠 的助手、 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答复说:“惩处肇 事的负责人有困难。 ”
  
  这个答复,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委婉说辞, 还是暗指“肇事的负责人”是日本方面呢? 谁也 说不清。 与这个分歧相比, 第二个分歧远为重 大。 那就是卢沟桥的驻防。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东岸是宛平县城,以金 振中营为驻防部队, 西岸则是金振中营所属的 吉星文团卫戍区。按照两天前的口头协议,金振 中营将撤离宛平,以保安队接防,而西岸仍处在 吉星文团的控制下。 但这份协定文稿的第二条 却写道:“卢沟桥附近、 永定河东岸不得驻防部 队。”它的附加条款再次强调,“以上条件经中国 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 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 所谓 “卢沟桥附 近”,不也包括西岸地区吗? 谁敢说日本人不是 想趁机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卢沟桥呢? 两天过去 了,一木大队始终没有撤离,谁敢说在宛平留守 部队撤往西岸后日本人不会趁机进驻呢?
  
  又何况,这个协定文稿的第三条,是《何梅协定》的重申。 但两年前签订的《何梅协定》,恰 恰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1935 年 6 月 9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 隆和北平使馆副武官、冒充“关东军代表”的高 桥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勒逼何应钦将南京势 力撤出华北。 离开之前,他们留下了三页文件, “以日文缮就”。当时,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众多 幕僚、秘书,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诡计。 在那三 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第三 页是“中方未着手之事项”。但在这两页文件里, 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仅有三行文字的笺纸。 它置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可以归类为“所承诺 事项”,但它的条目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而非第一页所承诺九条 的延续。在何应钦草草答应后,这异常苛刻的三 款,日方可以任意驱逐“可能对日华关系造成妨 碍”的人员和机关、日方有权过问冀察政权的人 事任免,以及日本方面有监视纠察之权,就被日 本人解释为“已承诺事项”。(梁敬 ,《日本侵略 华北史述》)
  
  凡此种种,都让中方代表停止了谈判。次日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1 日凌晨 5 时, 秦德纯打 电话给松井太久郎,“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唯 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 绝对不能同 意”。今井武夫后来谈道:“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 条件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 了僵局。 ”(《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当天上午,他绕过 松井太久郎,找到了前来北平视察部队、当时下 榻在扶桑馆旅馆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表示决心, 愿意负责打开僵局, 请求委以重 任”。 在再次获得授权后,他首先拜访了宋哲元 的亲戚、 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贾德耀, “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随后,在外交专员林 耕宇的陪同下,他来到张允荣家里,并在这里见 到了他的老相识、 同样担任冀察政务委员的齐 燮元。
  
  这一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今井武夫保 证绝不干涉西岸防务、 并且签字的同时将一木 大队撤回丰台后,秦德纯很快打来电话,授权齐 燮元和今井签署协定。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拟 定了语气平和、内容明确的三条草案。 其中“29 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改为“以地主之谊 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 撤兵范围明确为 “卢沟桥城厢”也就是宛平县城;而事件的源头,也定义为中方更能接受的 “抗日各团体之嫁 祸”。今井武夫后来谈道:“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 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 ”
  
  几十年后,今井武夫依然记得,这一天是难 得的好天气,“夜来的阴云已经一扫而光, 雨过 天晴”。 “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 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从卢沟桥撤 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至 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首先不看到中国军队撤 退,就不能离开此地。 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 因此才僵持不下、 互不让步。 这与所有的日华 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交 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今井武夫回忆 录》)
  
  在今井武夫看来, 这种互不信任、 纷争不 断,并非因为日本人太过蛮横、经常言而无信, 而是类似中国北方的一句歇后语: 麻秆儿打 狼—— —两头怕。 但,也是这一天,几乎是他刚刚 回到北平武官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特急专 线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 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 ”
  
  拿起听筒后,在电话的那一头,驻屯军司令 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以急促语气告诉他: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 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有力部队。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 好机会……”
  
  寺田盛寿说:“所以, 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 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
  
  在后来的年月里, 史学界、 舆论界普遍认 为,1937 年 7 月 11 日, 也就是华北已达成协 议、 东京却决定出兵的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 天”。 之所以如此, 和众多大人物的纷纭态度、 复杂心思有关。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他们 的各自算盘、种种手笔,不仅改变了千家万户的 命运,也改写了此后八年乃至更久远的东亚历 史。
  
  首先是杉山元。
  
  在日本政界, 杉山元的绰号是 “傻瓜元”、 “厕所之门”。 前者指的是他粗鲁的举止、 略显 迟钝的反应,后者则认为他毫无主见,任何人都 可以推动这扇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作为中 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杉山元绝非无能之辈。
  
  他性格坚忍勇决,乃至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也只 不过是他深沉心机的包装。
  
  7 月 8 日晚上,也就是石原莞尔作出“不扩 大”的决定后,杉山元就召集了武藤章、田中新 一等十余名“扩大派”将校,在他的陆相官邸举 行会议。 他们一致认为, 即使南京政府将派兵 北上, 强大的日本陆军也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 击溃敌人,并使华北沦为另一个伪“满洲国”。他 们谈道,尽管对苏备战是日本国策,但为了保证 后方,“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 除去我方背 后的威胁, 此为最上策”(秦郁彦,《日中战争 史》)。
  
  这就是此后几个月甚嚣尘上的 “对华一击论”。
  
  这个晚上,他们作出了几个决定,试图挑起 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首先,宣布京都以西将于7 月 10 日也就是 两天后退伍的义务兵, 一概延期退伍,“以此增 加现役兵员 4 万名”。 紧接着,参谋本部作战课 课长武藤章又连夜起草了一份 《华北时局处理 方案》。 方案的要旨,是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向 华北派出 1 个满洲师团、1 个朝鲜师团和 3 个 本土师团,以“救援孤军”、“保护日侨”。 对这个 自相矛盾的手笔, 田中新一有一句后来广为流 传的名言,“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攻陷南京, 就不算扩大”。 在方案里,武藤章更令人啼笑皆 非地写道:“根据事变不扩大的方针……应向华 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日本防卫厅,《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史》)
  
  然后,是对付石原莞尔。 7 月 9 日,在又一 次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武藤章抛出 了《华北时局处理方案》。对此,石原莞尔勃然大 怒, 他训斥道:“你也想对我来一手 ‘下克上’ 吗?”而对这个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难,生性乖戾、 被称为“实行能力比石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武 藤章并不示弱。 他反驳说:“石原少将不也这么 干过吗? 我现在学的是石原前辈在满洲时的做 法,又有什么不对? ”
  
  这个对话,后来在日本陆军尽人皆知。 它也 是八年以后, 武藤章以区区中将军衔被列为七 大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的重大证据之一。 以这 样下克上的方式,当然不能搞定石原。 次日,也 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在联席会议上,“扩大 派”重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代理部 长栗原幸雄出示了几份重要情报。 第一份,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报告说, 他走 访了中国外长王宠惠,“但王外长态度强硬,并 无准备妥协的诚意”。 对此,石原不屑一顾。
  
  随后, 栗原幸雄又接连出示了三份情报。 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密电:“中国方面也确定 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中央军已奉 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 队发出了战时体制的密令。 ” 上海特务机关报 告说:“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 一带的军队下达动员令,特别给津浦线上的第 1 军军长胡宗南发出了重大指令。 ”日本同盟社 的消息则是:“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 已命 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 以 7 月 11 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 ”
  
  在石原莞尔将信将疑之际, 栗原幸雄最后 出示一份改变历史的情报:“本日(7 月 10 日), 海军方面将监听到的下述无线电报通报陆军 方面:据可靠消息,宋哲元第 29 军的部下对日 中现地协定不满,预计将对日方展开攻击…… 这是驻北平美国海军武官向其本国的报告。 ”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这份情报, 使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也 加入了劝说石原的行列。 不是吗? 倘若 29 军全 力进攻中国驻屯军,这支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很 可能全军覆没。 而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 不 是吗?中央军的北上本身就违反了《何梅协定》, 可以视为中方的挑衅之举。 更不必说, 他继续 反对出兵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他将威信尽失、 千夫所指。
  
  几份情报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几名“不扩大 派”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以及河边虎四郎、柴 山兼四郎等, 集体地沉默不语。 联席会议顺利 地通过了出兵决定。 对此, 石原莞尔后来解释 说:“既然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当然不应该动员, 这是一般的想法。 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 而派 兵需要数周时间……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也 有必要实施动员。 因为万一事态恶化的话,再 行动员时间就来不及了。 ”
  
  对此, 几十年以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编撰人 员对此评价道:“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 作战部长,最终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 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视为不可弥补的失 策。 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 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这些战史编撰人员并没有谈到, 所谓被截获的美国海军武官的密电,是杉山元、栗原幸雄 等人伪造的。
  
  就这样,出兵华北的决定,使中日和平又一 次岌岌可危了。 然而,卢沟桥的星火,要演进为 持续八年、熊熊燃烧的烈焰,还需要一个大人物 的上下其手、火上浇油。 这个大人物,就是日本 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当时被誉为“国民希望” 的近卫文麿。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1】

接下 【第一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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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但这篇文章不过是昙花一现。 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 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 年 2 月,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 “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 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 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 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 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 他由此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脆弱的、 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去目标, 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 ,“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 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 尾崎秀实谈到, 中国的统一来自蒋介石和四万万人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 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 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 1937 年 1 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 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 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有着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不仅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 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 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 分治合作之构想 ,是只知日清 、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 ”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 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在这场持续近半年、涉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战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 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 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 年生,日本山形县人。 作为“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 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 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 十余年前,他 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 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 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 令官。 ” 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物。 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 都有着惊人的直觉。 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 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 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以至于被视为 “昭和新军人” 之代表、“昭和时代的第一兵家 (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 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 至迟从 1935 年开始,他 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 他认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将在 1940 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 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 战败、沦亡。 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 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 古入侵的日莲一样, 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 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 1933 年 1 月,在遥远的莫 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 1500 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 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 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 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 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 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 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 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区,以扭 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 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 1934 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 13 个师,大约 23 万人。 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 的总兵力也不过 23 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 不过 3 个师团、1 个旅团,兵力不超过 5 万。 次 年,这个差距扩大到 17 个师对 3 个师团、两个 旅团。 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 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 即达 176 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 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 1936 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 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 它共有 19 个 师, 大约 30 万人, 并装备了 1200 余辆战车、 1200 余架飞机以及 30 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 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 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 更 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 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 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 50 个 狙击师”。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 (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 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 160 万,到翌年 7 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 万 的阵势”。 “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 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 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 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 年 8 月,石 原莞尔回到本土, 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的身份改变日本的内外国策。 8 月 12 日,也就 是他抵达东京当天, 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 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用军刀斩杀了他。 石原和永田相交多年、 彼此 知心,并且共同有着“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 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 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 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 年 2 月 26 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 “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 邸, 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 霞关一带的政治中 心。 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 众多大臣已被叛军 杀戮,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 的无政府状态。 当天下午, 石原就以参谋本部 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 个联队、3 个步兵 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 又惊 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 什么样的人”。 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 月 28 日拂晓,在天皇下达 24 小时最后通牒令后, 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 心山王饭店, 勒令叛军缴械投降。 当叛军首领 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 他也毫 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 2 月 29 日凌晨, 通牒令到达最后时 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 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 会。 “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 (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 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 之一。 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 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 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 年 6 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 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 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 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6 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 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 而 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 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 它可以确定国防战 略,“制定指导战争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 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 体方案”; 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 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 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 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 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 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 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 而在此之外, 次年 3 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 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 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 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 改弦易辙。

这些战略、国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苏俄。 也是 1936 年 6 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 协定” 谈判开始了。 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 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怀疑虑,尽管“最 后一名元老”、 时年 87 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 对这个协定,当年 11 月 25 日,这个协定还是达 成了。 日本战史后来谈道, 此举是为了争取时 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 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 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 此后九年,尽 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 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 慑下, 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德国战 败、 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 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 6 月 10 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 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 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 日本将以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 避三舍。 “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 近完善, 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 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 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 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 如果不去保 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 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 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 引向西方。 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 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 11 月 26 日,石原制 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 陆军拥有 50 个师团, 大约 150 万人的动员能 力, 并将空军从 54 个中队扩编为 142 个中队。 “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 80%,是为 了对付苏联的”。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 1937 年起, 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 亿余元 猛增到 14 亿元以上。 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 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 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 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 人, 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铳十郎开 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这样的千头万绪、 百废待兴中,1936 年渐渐走到尽头了。 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 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 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 权并交好英美, 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 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 但,恰恰是在这 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 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他决心避 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 的最终沦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 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 看到中国反对内战、 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 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 进入石原的视野。 1936 年 1 月 13 日,也就是土 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 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 这份文件明确了 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 首先是实现冀东 22 县、 察哈尔 3 县的傀儡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 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 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 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 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 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 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 年 8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 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 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 处理华北纲要》。 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 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 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 不特别采取措 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 9 月 15 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 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 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 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是持久的消耗战,应 该绝对避免。 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 即使对华 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 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 何一个区域的作战, 都意味着全面战争。 日本 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 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的民众。 为此,1937 年 1 月 6 日, 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 北的视察, 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 他不仅 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 济殖民地的企图。 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 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 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 ‘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 一中国的努力。 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 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 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 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 的承认。 ”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 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 化。 2 月 2 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铳十郎内阁成 立了。 当天林铳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 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 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 安定。 ”3 月 9 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 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 重新 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 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 ”而在内阁 之外,3 月 12 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 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 一个高规格的日 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 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 26 日为止进行了几次 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 识” 的讨论, 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 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 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但,来不及了。 这一年 7 月 7 日,在北平西 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