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3】“和平第二方案”

8月 27 日,松本重治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抵达香港。这时候,高宗武已经大致康复了, “但仍处于时起时卧的状态”。这一天,在两人共进早餐时,高宗武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健康原因,接下去的谈判将以梅思平为中方主角。 “请你与他仔细地谈谈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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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抵达上海后,一连二十多天,高宗武始终没有和日本方面联系。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则认为,“总而言之, 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 由于悲观失望、 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 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 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 高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约翰·亨 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但事实上,在这期间,高宗武并没有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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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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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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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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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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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3】厥土斯民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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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 1883 年 5 月 4 日, 他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名县衙里的师爷。 作为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他自幼深受父母的宠爱。但他 13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次年,他 75 岁的父亲也撒手西去。 从此以后,他孤苦伶仃,依从他的长兄汪兆镛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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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3】“近卫的先手”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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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03

  7 月 30 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 4 时,天皇召见了近卫, 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

  《朝日新闻》 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 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 ’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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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1】青年首相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一章
1

1936 年除夕之夜,一种亘古流传、周而复 始的天籁,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 子夜时分, 全国五万余所大小寺庙,僧侣们齐齐敲响了大 钟。 钟声苍茫、悠远,连绵不绝达一百零八响之 久。 在这响彻天际、启迪人间的钟声里,七千万 日本人无不静坐家中,他们一边聆听着“除夜 之钟”,一边祈祷着好年成、好雨水,祈盼家庭、 社群、日本和苍生的好运道。

自从明治大帝颁行西历、废除春节,几十 年来, 日本人已渐渐习惯了新的除夕和元旦。 比起来自中国的太阴历,西方的太阳历不仅更 精确、更有规律可循,它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文 明开化的象征。 然而,千年流传的习俗,却丝毫 没有改变:除夕依旧被称为“大晦日”;钟声停歇 的那一刻,大晦日就过去了,人们迎来了新年 “正日”。 在潦草一觉后,家家户户吃着新年的 第一顿早餐,屠苏酒、荞麦面和砂糖芋泥。 紧接 着,男女老幼络绎不绝地前往神社,祭拜氏族 神和土地神。

祭拜神灵后,是素食的、忙碌拜年的“三贺 日”。 新年的头三天,笃信佛教、神道教的日本人 大多不食荤腥,但它丝毫无损新年的喜悦。 在一 个个街区、一处处町村,人们满面笑容、相互鞠 躬、遍访亲友、饮酒唱歌,并以可掬的醉态开始了 又一年的日子。除夜钟声的空灵、庄严,此时渐渐 淡去,代之以市井的欢乐和凡俗的温情。

与几千年来没有什么两样,1937 年元旦, 千万日本人依旧以喜庆的态度,面对天地的新 寿和人生的代谢。 但,也是这一天,美国驻日本 大使约瑟夫·格鲁却认为,“新年在一种不吉利 的调子里开始了”。 在列举了日本与英国、美 国、 苏俄关系的恶化后, 他的元旦日记写道: “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 日本似乎是最 不能理解的一个国家。 这是不可思议的,又是 千真万确的。 ”(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所谓“中国的新情况”,指的是 1936 年夏天 以来一股突如其来、席卷全国的新气象。 这一 年 8、9 月间,“两广事件”的顺利平息,标志着这 个分崩离析达 20 年之久的国家大致统一了。 “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 中国人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阀, 并且 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紧接 着, 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小麦都获得了 空前丰收,它结合一年前法币的成功发行,使四 万万农民的当年收入骤然增加了 45%,“农民 开始购买 1931 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 及至当年 11 月份, 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 了: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击败了以日本人为骨 干的内蒙叛军, 此举不仅意味着日本在绥远省 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化作泡影, 它还是近十年 来南京政府第一次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凡 此种种, 都让千万中国人孕育着对未来日子的 新希望, 乃至一个古老民族再次复兴的悄然盼 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认 为,“现在, 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 中”;《大公报》也谨慎地报道说:“在最近几个月 内, 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 ”(《大公 报》,1936 年 12 月 13 日)

但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对这个经历了无数沧 桑、近百年来希望一再落空的民族来说,似乎只 有一种最极致的悲欢、最戏剧化的方式,才能引 领着它告别过去,并跨入新命运的门槛。 1936 年 年底, 这样的悲欢、 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出现了, “西安事变” 让四万万中国人共同审视着自己的 命运,并集体地选择了一个民族的未来道路。

事变之初,许多人置身事外,许多人抱着看 热闹的态度,一些人甚至感到幸灾乐祸。 毕竟, 在过去十年, 蒋介石谈不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 统治者;毕竟,他的倚仗武力、压制社会、禁绝学 潮、控制舆论,都和现代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的 所思所想格格不入。 但不过一两天后, 一种奇 特的担忧、仿佛只有失去时才能感受到它的存 在的空白感, 就悄悄地出现了: 没有蒋介石的 话, 这个国家会不会又一次陷入内战的沼泽地 呢? 没有蒋介石的话, 又有谁能率领四万万人 奋起抵抗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 ……在短短十 三天之内,这种担忧、这样的空白感就迅速蔓延 开去, 并化作一个古老民族的集体共识。 那就 是中国需要蒋介石,特别是一个代表着五千年 和四万万、不再向日本出让尺土寸地的蒋介石。

此后十三天, 千万中国人忐忑、 疑虑、悲 伤、恐惧。 而 12 月 25 日深夜,当事变和平 解 决、 蒋介石已乘坐飞机离开西安的消息传出 后,这样的百感交集、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深刻 洞察,顿时化为一种情不自禁的狂欢:在武汉, 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了街头;在上海,几万市民 拥出舞厅、咖啡馆,以一阵阵的欢呼将这个圣 诞之夜推向极致;及至次日中午,当蒋介石乘 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时,“场内外 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申报》号外,1936 年 12 月 26 日)……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中国 的统一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那种不 流血的葬送,日本要获得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在 蒋介石以及四万万人的共同抵抗下付出惨重 的代价。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刻之一。 直到 此时,蒋介石也没有在那份解决事变的协议书 上签字,而四万万人对他离开西安的内幕更一 无所知,但似乎无须多言、不必沟通,四万万人 就和他们之间最具权力的那个人达成了一种 默契。 那就是蒋介石肯奋起抵抗日本的蚕食、 侵略、种种无理要求的话,他们将拥戴他为全民 族的最高领袖;而倘若他首鼠两端、继续妥协的 话,那么,抗议将空前激烈、内战将彻底爆发,而 类似的叛乱或许也会一再上演。 这一天, 这份 心理契约已经达成了,大半年后,蒋介石告诉德 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倘若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 约,“革命将爆发, 南京政府将被公众舆论的浪 潮所击垮”(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 的通敌内幕》)

对这个划时代的转折, 所有的西方观察家 都一清二楚。 几天后, 它就被众多西方媒体评 为堪与西班牙内战、 墨索里尼占领俄塞俄比 亚、柏林奥运会和美国经济复兴等相提并论的 年度最重大新闻了。 而对这个事件所蕴含的兼 有悲剧和史诗意味的命运色彩,唯一不那么明 白的,恐怕真的只有日本人了。 约瑟夫-格鲁写 道:“中国人表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以致日本全国皆有晴天霹雳之感。 它就像一个 惶惑不安的人那样,正在搔首踟蹰,不知今后如 何是好。 报上已有一些议论, 提到要改变对华 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 迹。 ”(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而对中国新情况的这种无法理解、“搔首踟 蹰”,与几十年来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陆军的中国 观密切相关。

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 从 1884 年 10 月开 始。 这一年,25 岁的青木宣纯被派驻广州担任 领事馆武官,“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 国通’”。 这个出身于藩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 志》的青年,几乎集大成着后来几代中国通的共 同特征。他刻苦、勤奋。以语言为例,他原本学的 是北京官话, 到广州后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下 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顺利地完成了 情报搜集工作”。他温和、谦卑、有着巧言逢迎的 天才。 以他在 1897 年结识的袁世凯为例,直到 贵为大总统时,袁世凯还人前人后地谈道:“青 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他深谙人性之弱并 且极善于收买、利用。 以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组 织的“特别任务班”为例,这个仅有几十名日本 军官、浪人参与的团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啸 集了几万关东马贼,使搜集情报、破坏铁路、焚 毁粮草、袭击小股部队等工作有声有色,以至 于日语产生了一个描述谋略军官的新词汇, “特务”……

在长达 28 年的驻华时光里,青木不仅赢得 了众多中国权贵的信任, 他还形成了自己特定 的中国认识,“非国论”。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基 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泛政治体。无论“五胡”、蒙 古人还是满族人,只要他们征服了农耕文明区, 并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那么, 他们就可以被视为历代兴替的正统王朝了。 中 国丝毫没有以血缘、 种族为基础的近代民族国 家特征, 它迟早会像宗教势力没落后的欧洲那 样,分裂成盎格鲁-撒克逊人、雅利安人、日耳 曼人、俄罗斯人等众多民族国家。 更不必说,伴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几十年的西风东渐,那种 基于农耕优越性的文化共识,早已是最落伍、最 应该被抛弃的东西了。

青木宣纯的“非国论”,后来成为日本大陆政 策的起点。如果说,这个观点以晚清中国为背景, 并且包含了将中国分裂成汉人区、满人区、蒙古 人区和穆斯林区等要素的话,那么,在他之后担 任驻华使馆武官、被视为第二代“中国通”代表人 物的坂西利八郎,却以军阀混战作为自己的认识 依据。 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劣种论”。

与青木宣纯一样, 坂西深得北洋军阀的信 任。 他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 锟、段祺瑞等七任总统而不衰,始终被视为最可 靠的外国顾问,由此赢得了日本舆论“七代兴亡 的不倒翁”的赞誉;但在目睹了无数次党争、政 潮和内战之后,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看法,那 就是中国已沦为一个劣等民族, 日本才是东方 精神的真正代表。 他说,一次次的政权兴替、耀 武扬威的登场,“我已经看多了”; 无论立宪、共 和还是联省自治, 都不可能让中国凤凰涅槃, “建设只能是一场梦,事态正朝着破坏的方向发 展”。而对这个观点,他的助手、后来的关东军参 谋长斋藤恒有着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述:“中国人 缺乏组织国家的能力……要使他们具有国家观 念,比等待百年黄河变清还要难……”(《斋藤恒 史料》)

那么,在这种泥石俱下、恍若末世的中国图 景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坂西利八郎认为,在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 命后,分食中国这道大餐的,只剩下英国、法国、 美国和日本了;日本无力向英法美同时挑战,但 它可以通过扶持利益代言人乃至傀儡的方式, 期待着在欧洲巨变后一举控制中国。 他说:“不 管是革命党、北洋派还是什么派,只要是在希望 发展日中关系的理念上采取行动的人, 我皆视 之为同志。 我想, 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 情。 ”他的另一个助手林与三吉说得更为露骨: “不管中国掌握军权者是土匪与否,既然他们是 中国社会必要的一员, 而且在诸多事情上掌握 实权, 那么在推行现行政治时, 控制和操纵他 们,甚至诱导他们为帝国尽忠是极为必要的。 ”

1927 年 2 月, 在十八年的驻华生涯后,坂 西利八郎发表了告别演说,从此退出军界。但这 个时候,在“七代兴亡不倒翁”的声誉之外,他还 取得了另一个更为重大、 但当时无人觉察的成 就,那就是他的“坂西机关”已培养出了一大群 后来赫赫有名、 执掌日本国政的第三代 “中国 通”。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板垣征四郎、土肥原 贤二、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人。

与前代相比,几乎刚刚踏上历史舞台,第三 代“中国通”就面对着更加难以判定的形势、几 乎前所未见的中国景象。这一年,从珠江流域出 发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攻克了武汉、九江、安庆等 长江重镇,他们还受到沿途民众欢欣鼓舞、一路 挥舞着青天白日旗的夹道欢迎。 对这股新兴势 力,第三代“中国通”心情复杂、百感交集。 以观 察员身份一路跟随北伐军北上的佐佐木到一谈 道:“这一考察的结果, 我得出的结论是旧军阀 已非国民革命军的对手,上海、南京不久就会被 占领……从九江出现的多数传单和宣传画来判 断的话,希望恢复国权的气息浓厚,共产主义的 色彩也极为浓厚。”而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 的永津佐比重也认为:“显然, 南方的革命行将 唤醒沉睡着的中国, 并承担起建设未来国家之 重任……在青年中,特别是南方青年中,救国意 识正在增长。 ”(转引自波多野澄雄,《日本陆军 的中国认识》)

但这种认为中国青年已具有民族意识、这 个古老国家将很快复兴的观点, 不过是昙花一 现。 1927 年 4 月,几乎刚刚攻克上海,蒋介石就 宣布“清共”,此举意味着国民革命阵营彻底瓦 解了;紧接着,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 石也进入了对抗状态, 国民政府分裂成了两个 部分。此后几个月,桂系、粤系、孙科系、“西山会 议派”……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派系都出现了,旧 的军阀割据已经死去,新的军阀混战又已诞生。 它让第三代“中国通”如释重负,并愉快地承认 了自己的错误。 佐佐木到一说:“面对一系列事 件,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必须认识到广东时代的 我还年轻。 ”而青木宣纯的女婿、第三代“中国 通” 核心人物之一矶谷廉介更断言:“支那毕竟 是支那,将其视为日本简直是痴心妄想。 ”

而在作出“支那毕竟是支那”的结论后,他 们提出了未来的中国设计。与前辈们相比,这个 设计不仅更为清晰,它还被视为日本“国运”的 兴衰关键。 他们希望,依靠这个设计,日本有一 天能够登临大陆, 成为东亚的主人; 他们更相 信, 在一代人的践行后, 日本将像此前的蒙古 人、满洲人那样,以入主中国的身份永载史册。 这当中的唯一区别是,并非日本、大和民族被中 国同化,而是代表着工业、近代文明、崭新亚洲 精神的日本同化中国。

他们的这些观点、这个设计,其核心是“分 治合作”。

所谓“分治合作”,从青木宣纯的“非国论”、 坂西利八郎的“劣种论”出发,并结合蒋介石雄 踞长江的现实, 被视为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政治 体制:既然中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 么,满洲、内蒙、新疆、西藏当然要分裂出去,中 国最多只能拥有这些区域的宗主权; 既然中国 人自私、愚昧、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 那么,关内中国也应该分成彼此独立、互不统属 的几个部分,比如华北以北洋军阀为主,西南几 省留给本地军阀,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 也不应允许南京染指他们的内部事务……在他 们看来, 再也没有另一个这么适合劣等民族并 符合日本利益的中国景象了。这个广土众民、有 着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民众的古老民族,将永 远也不可能对他们形成挑战。

这不仅是一种设计, 更不是什么臆想的图 景。远在 1928 年 4 月,应济南领事馆武官、第三 代“中国通”重要人物酒井隆的要求,日本就出 兵山东,以阻止国民革命军对华北的“二次北 伐”;两个月后,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 策动下, 一小群日本军官又炸死了不太驯服、 决心在名义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作霖,以 确保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毫无疑问,这些都 为了将南京政府限制在长江,以避免中国的统 一和不可遏制。

可惜事与愿违,这些手笔大多有损而无益。 以炸死张作霖为例,不过几个月后,身负杀父之 仇的张学良就宣布“易帜”,一个半自治的、以奉 系和冯玉祥系为主的中国北方出现了。 至少在 表面上,从珠江到黑龙江、从山东半岛到天山, 处处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了。

但是,伴随着世界性大萧条的爆发,日本内 忧外患,第三代中国通已经将“分治合作”视为 日本的唯一生路。 而且,与前辈相比,他们敢想 敢做、重在实行。 于是,1931 年 9 月,在石原莞 尔以及两大“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的策动下,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以爱 新觉罗·溥仪为傀儡的伪 “满洲国”。 几代日本 人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的“满蒙生命线”,几乎 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了,它让日本为之举国狂 欢。 此后十余年, 大约 166 万日本居民移居满 洲,在伊通河边的一片温润平原上,他们建起 了日本帝国的未来首都。 这个首都有一个大气 磅礴、充满梦想色彩的名字——新京。

1935 年 6 月,同样以酒井隆为主角,几个 日本军官以冒名讹诈的方式,勒逼何应钦将第 2 师、第 25 师、复兴社、河北省党部等南京势力 撤出华北,从而揭开了“华北自治”的序幕。 紧 接着, 土肥原贤二又出现了。 他先是要求南京 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 员会等派出机构,继而又成立了以冯玉祥旧部 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而当年 12 月 25 日,在游说宋哲元以及拉拢山西阎锡山、山东 韩复榘先后失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以殷 汝耕为首、包括河北 22 县与察哈尔 3 县的“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未来“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的样板。及至 1936 年 5 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 一手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也在 察哈尔嘉卜寺顺利开张了。日本战史这样记载田 中隆吉的计划,“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 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 大之……真是一个庞大的泛蒙设想”。

短短几年之内,这些“中国通”就以兵不血 刃的方式,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成就,它足以让青 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瞠目结舌了。 要知道,在青 木的时代, 担任驻华武官还被视为二流人物的 选择, 那些陆军大学的第一流毕业生总是以派 驻欧洲为荣;要知道,坂西利八郎耗费了十八年 的时间, 才让西方人勉强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 “特殊利益”,而没有获得尺土寸地,即使 1914 年占领的、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青岛最终 也还给了中国。 更不必说, 那些日本以无数伤 亡、尸山血海换取的台湾、朝鲜和“关东州”,加 起来也不足满洲、冀东和内蒙的七分之一。

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最显赫的功业。 在这样 的功业中,一些“中国通”得意忘形,乃至毫不掩 饰自己的图谋了。 1935 年 7 月,松井石根公开 说:“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支那现在立刻由 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 建立中央 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 恐怕只是一场梦。 作 为支那统一的过渡,最好是将北、中、南、外部分 成四种地方,采取所谓联省自治、中央统制的形 式,(这样)比较自然吧。”而次年 4 月,在东亚调 查会上, 土肥原贤二也抱怨说:“过去日支亲善 政策的失败, 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 个国家而处理造成的。 和各个政权合作, 并让 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 才是向着最为实际 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 ”(《东京日日新闻》, 1936 年 4 月 14 日)

让这些得意忘形的人理解 “中国 的 新 情 况”,不是笑话奇谈吗? 要他们以及七千万日本 人觉察到“西安事变”所折射的人心潮流和历史 变奏,不是对牛弹琴吗? 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过 是虚张声势,以对抗华北的“自治”。哪怕蒋介石 胆敢诉诸武力, 他所建立的抗日同盟也将在大 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之下迅速瓦解。 这样的事 情不是发生过许多次吗? 以 1927 年为例,几乎 刚刚夺取了长江流域, 自私而愚昧的中国人就 开始了内部火并,而国民党也分崩离析成了众 多派系……

当然,在这样的声潮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同 的声音。 1937 年年初,一股“中国再认识论”的 舆论潮流, 在日本国内渐渐兴起了。 此后几个 月,它吸引了众多日本观察家和知识分子,并引 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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