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3】“和平第二方案”

8月 27 日,松本重治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抵达香港。这时候,高宗武已经大致康复了, “但仍处于时起时卧的状态”。这一天,在两人共进早餐时,高宗武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健康原因,接下去的谈判将以梅思平为中方主角。 “请你与他仔细地谈谈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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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抵达上海后,一连二十多天,高宗武始终没有和日本方面联系。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则认为,“总而言之, 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 由于悲观失望、 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 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 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 高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约翰·亨 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但事实上,在这期间,高宗武并没有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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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5】厥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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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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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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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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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2】厥土斯民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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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徐州会战的发动,让西义显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给高宗武以及他背后的蒋介石以交代。无奈之下,他在东京逗留了十几天,直到会战行将结束时才再次前往香港。“5月17日,我幸运地乘上大阪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丸,由神户启程,经神户往香港,再次驶向可爱的大海。”(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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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1】厥土斯民

上一章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4】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十年后,围绕着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反应,以及十几天后高宗武、西义显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再次会谈的情形,几个当事人出现了各执一词、截然相反的说法。1971年,在接受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访问时,高宗武谈道,看过影佐书信后,蒋介石一言不发,只是叮嘱了他一句,“这件事不必让张群、何应钦知道”。(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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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4】“近卫的先手”

“低调俱乐部” 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 年 7 月 30 日, 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 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 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 ”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 ‘高’, 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 邦克,“从此, 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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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7 年 8 月 9 日傍晚,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大山勇夫、斋藤要藏开着一部福特牌敞篷车, 试图闯进上海的虹桥机场。 被中国士兵阻止后,他们大吵大闹,甚至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们不知道,此时卫戍机场的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保安队队员了。十几天前,中央军第 2 师补充旅一部已换上保安队制服,秘密进驻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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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3】“近卫的先手”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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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03

  7 月 30 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 4 时,天皇召见了近卫, 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

  《朝日新闻》 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 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 ’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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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2】“近卫的先手”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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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

  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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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3】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 始建于金世宗大 定二十九年,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 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 夜间作战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 装填了弹药”。 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 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 月亮。 星空中远远地、 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 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 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2】

接下 【第一章 4】
3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 始建于金世宗大 定二十九年,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 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 夜间作战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 装填了弹药”。 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 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 月亮。 星空中远远地、 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 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 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 10 点 40 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 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 这是演习士兵误发 的空包弹。 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 “满洲 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 在片 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 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 对此,清 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 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 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 心断然膺惩, 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 17 联队 第三大队详报》,1937 年 12 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 那个失踪 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 兵在演习时迷路了。 “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 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 几十年 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 地伊七说, 他时年 20 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 的当年兵”; 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 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 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 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 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 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 踪”。 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 是区区小事。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 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 (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 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 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 店。 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 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 11 时 57 分, 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 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 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 几乎没有任何犹 豫,时年 45 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 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 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 但我觉得 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 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 合。 ”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 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 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 完成战斗准备后,把 (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 ”(《步兵 17 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 年 12 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 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 木的电话后, 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 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 的 29 军进行交涉。 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 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 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 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 29 军副军长, 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 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 1935 年 12 月,在勒逼 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 行政院北平政务整 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 军军长宋哲元出任 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 成为北平市市长。 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 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 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 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 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 与此同 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 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 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 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 人的规模。但 1936 年 4 月 18 日,东京宣布增兵 华北, 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 一个多月 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 1771 人猛增到 5774 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 为永驻制”。 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 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 之所以采取 “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 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 痛感 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 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 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 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 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 改驻丰台。 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 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 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 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 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 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 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 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 一旦卢沟桥失守,北 平将旦夕沦亡。
  1936 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 注意到了这个因素。 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 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 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 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 1937 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 6 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 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 尽管 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 《新步兵操 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 平城。 也是这个月份, 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 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 华北将重演 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 洲事变的爆发地。 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 7 月 7 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 “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 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 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 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 军更不得进城检查。 惟姑念两国友谊, 可等天 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 在此之外,为解 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 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 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 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 松井太 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 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 2 时 3 分,一木大 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 得知志村菊 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 命令部队照常行进, 并包围宛平县城。 他后来 谈道:“作为我的想法, 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 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 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 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 年 7 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 态。 他唯一需要的, 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 城搜查”的新借口。 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 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 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 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 在双方的唇枪舌 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 3 时 20 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 近了卢沟桥、宛平城。 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 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 并架起大炮。 这 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 从这里射击, 炮弹可以直接落入 宛平城内。 紧接着, 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 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 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 可直接与北平通话”; 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 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 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 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 牟田口廉也打 来了电话。 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 组成联合调查组, 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 一木再也忍不住了。 他告诉牟田口廉也, 中国 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 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 后来,他这 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 不能让战争打不 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 谈会》,1938 年 7 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 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 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 对此,一木更加急切 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 便是个机会……在 此之际, 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 策。 ”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 “可以打。 ”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 表,现在是 4 点 20 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 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 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 7 月 8 日上午 4 点 20 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 (《朝日座谈会》,1938 年 7 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 一木当即下 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 一个多小时后,尽 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 尽管这一行 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 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 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 但一木还是以不 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 一时之间,一发发炮 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 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 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 官今井武夫少佐, 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 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 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 年生,日本长野县人。 作为 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 他亲历了那个终 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 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 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 并亲耳听 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 而天麻 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 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 他后来回忆说: “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 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 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 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 记者们散去了。 在参拜招魂 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 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 南方响起了大炮声, 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 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 这时候开始下起 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 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 今井开始回顾几 天来的蹊跷际遇。
  6 月 26 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 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 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 下榻于靠 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 次日,他邀请今井 武夫见面, 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 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 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 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 对此, 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 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 态。
  无独有偶的是, 也是这一天,29 军宣布北 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 本清福中佐也来了, 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 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 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 7 月 6 日也就是事 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 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 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 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 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 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 他宽慰石友三说:“我 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 ”但石 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 他恳求说:“我在 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 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 意图。 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 ” (《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 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 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 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 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 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 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 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 7 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 这一天, 在瓢泼大雨中, 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 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 后不久, 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 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 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 ” 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 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 “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 他的老熟人、132 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 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 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 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 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
  就这样, 几分钟后, 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 了。 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 就地解决的方针。 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 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 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 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 大”、 就地解决的决定。 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 400 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 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
  这个命令, 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 喜出望外。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1】

接下 【第一章 3】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但这篇文章不过是昙花一现。 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 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 年 2 月,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 “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 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 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 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 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 他由此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脆弱的、 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去目标, 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 ,“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 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 尾崎秀实谈到, 中国的统一来自蒋介石和四万万人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 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 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 1937 年 1 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 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 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有着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不仅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 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 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 分治合作之构想 ,是只知日清 、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 ”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 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在这场持续近半年、涉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战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 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 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 年生,日本山形县人。 作为“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 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 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 十余年前,他 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 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 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 令官。 ” 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物。 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 都有着惊人的直觉。 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 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 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以至于被视为 “昭和新军人” 之代表、“昭和时代的第一兵家 (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 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 至迟从 1935 年开始,他 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 他认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将在 1940 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 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 战败、沦亡。 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 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 古入侵的日莲一样, 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 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 1933 年 1 月,在遥远的莫 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 1500 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 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 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 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 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 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 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 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区,以扭 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 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 1934 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 13 个师,大约 23 万人。 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 的总兵力也不过 23 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 不过 3 个师团、1 个旅团,兵力不超过 5 万。 次 年,这个差距扩大到 17 个师对 3 个师团、两个 旅团。 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 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 即达 176 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 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 1936 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 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 它共有 19 个 师, 大约 30 万人, 并装备了 1200 余辆战车、 1200 余架飞机以及 30 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 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 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 更 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 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 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 50 个 狙击师”。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 (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 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 160 万,到翌年 7 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 万 的阵势”。 “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 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 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 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 年 8 月,石 原莞尔回到本土, 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的身份改变日本的内外国策。 8 月 12 日,也就 是他抵达东京当天, 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 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用军刀斩杀了他。 石原和永田相交多年、 彼此 知心,并且共同有着“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 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 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 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 年 2 月 26 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 “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 邸, 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 霞关一带的政治中 心。 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 众多大臣已被叛军 杀戮,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 的无政府状态。 当天下午, 石原就以参谋本部 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 个联队、3 个步兵 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 又惊 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 什么样的人”。 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 月 28 日拂晓,在天皇下达 24 小时最后通牒令后, 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 心山王饭店, 勒令叛军缴械投降。 当叛军首领 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 他也毫 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 2 月 29 日凌晨, 通牒令到达最后时 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 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 会。 “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 (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 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 之一。 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 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 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 年 6 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 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 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 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6 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 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 而 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 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 它可以确定国防战 略,“制定指导战争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 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 体方案”; 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 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 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 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 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 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 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 而在此之外, 次年 3 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 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 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 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 改弦易辙。

这些战略、国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苏俄。 也是 1936 年 6 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 协定” 谈判开始了。 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 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怀疑虑,尽管“最 后一名元老”、 时年 87 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 对这个协定,当年 11 月 25 日,这个协定还是达 成了。 日本战史后来谈道, 此举是为了争取时 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 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 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 此后九年,尽 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 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 慑下, 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德国战 败、 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 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 6 月 10 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 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 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 日本将以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 避三舍。 “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 近完善, 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 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 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 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 如果不去保 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 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 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 引向西方。 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 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 11 月 26 日,石原制 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 陆军拥有 50 个师团, 大约 150 万人的动员能 力, 并将空军从 54 个中队扩编为 142 个中队。 “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 80%,是为 了对付苏联的”。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 1937 年起, 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 亿余元 猛增到 14 亿元以上。 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 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 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 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 人, 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铳十郎开 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这样的千头万绪、 百废待兴中,1936 年渐渐走到尽头了。 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 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 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 权并交好英美, 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 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 但,恰恰是在这 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 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他决心避 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 的最终沦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 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 看到中国反对内战、 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 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 进入石原的视野。 1936 年 1 月 13 日,也就是土 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 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 这份文件明确了 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 首先是实现冀东 22 县、 察哈尔 3 县的傀儡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 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 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 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 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 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 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 年 8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 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 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 处理华北纲要》。 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 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 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 不特别采取措 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 9 月 15 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 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 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 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是持久的消耗战,应 该绝对避免。 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 即使对华 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 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 何一个区域的作战, 都意味着全面战争。 日本 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 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的民众。 为此,1937 年 1 月 6 日, 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 北的视察, 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 他不仅 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 济殖民地的企图。 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 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 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 ‘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 一中国的努力。 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 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 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 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 的承认。 ”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 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 化。 2 月 2 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铳十郎内阁成 立了。 当天林铳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 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 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 安定。 ”3 月 9 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 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 重新 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 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 ”而在内阁 之外,3 月 12 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 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 一个高规格的日 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 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 26 日为止进行了几次 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 识” 的讨论, 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 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 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但,来不及了。 这一年 7 月 7 日,在北平西 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